南方谈话前夕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使深圳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榜样，中共中央随后作出建立以深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抉择，深圳被推到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位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作为南方谈话重要因子的深圳，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至1992年邓小平视察前夕走过怎样一条发展道路，它与改革开放全局的关系如何影响了当代中国发展走势？本文将对这个题目进行探讨。
政治风波前后形势
经济特区是邓小平长期关注的少数具体事务之一。1979年，在邓小平倡议下，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一致同意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并给予高度评价。根据他的意见，中央推广深圳经验，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掀起中国对外开放一次新高潮。1985至1986年国内经济紧缩，作为改革开放风向标的深圳，因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内地，外向型经济比重还不高，也经历一番大的经济调整。邓小平于1985年先后三次发表谈话说深圳是一个“试验”，但希望试验成功。海内外关于“深圳特区失败了”的议论此起彼伏。1986年国内经济再度推行刺激性增长，深圳特区随之走出发展低谷，重返快速发展轨道。1987年邓小平又一次发表谈话肯定特区政策是正确的、深圳特区是成功的。
自1988年秋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展治理整顿之后至1989年间，深圳市委、市政府贯彻中央精神，缓建280个项目，压缩总投资3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在中央给的笼子以内；整顿流通领域秩序，列入清理整顿的公司有3000余家，查处取缔一批无证经营和非法设点企业，撤销一批非法设立的银行账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公司及驻港企业。由于银根紧缩，在计划与市场比重上强调计划多一点，优惠政策由地区倾斜变为产业倾斜，重点扶持基础工业和压缩加工工业等，深圳开始出现资金短缺、市场疲软和企业效益下降等交错复杂局面。
政治风波前夕，党内外对深圳等特区改革开放工作存在一些不同看法。1989年3月25日，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一些政协委员反对将海南特区洋浦港长期租给日本企业，结论是：出租洋浦难增加经济效益之利，却遭以丧失国家主权之辱。这就是“洋浦风波”。邓小平连续两次作出批示，支持干下去，但要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 。同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表决通过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特区法规、规章的议案时，2688名代表中有274票反对、805票弃权，议案最后获得通过，但成为人大历史上投反对票最多的议案，“存在不同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深圳会由此膨胀地区利益，进而造成对内地或香港经济的冲击，并且使冲击合法化。” 人大、政协会议上的新动向，使经济特区领导人感受到危机感和紧迫感。
深圳和香港水陆边境线达百余公里，1989年春夏北京政治风波期间，港澳舆论不可避免对深圳造成影响。深圳也有学生上街游行，但总的形势安定。深圳共有22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和3000多家“三来一补”企业，除30家企业在6月5日至6月8日期间，因运输问题使生产受到短暂影响外，其余企业生产正常。外籍及港澳员工撤离不多，很快返回企业上班。大亚湾核电站工程在五、六月间秩序井然，来自法、美、英、意、加拿大、西德等18个国家和地区近900名外籍专家及家属无一撤离。6月9日，来往深圳香港的车辆流量恢复正常水平。日本在深圳60多家企业生产没有间断，台湾近百家企业也一如往常。
深圳市委自觉同中央在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对政治风波中个别失控情况，市委及时采取措施稳妥处置。1989年5月至7月间，市委连续召开一系列常委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平息政治风波有关指示精神。同年5月20日上午，市委常委会会议表示坚决拥护和贯彻李鹏、杨尚昆于5月19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5月21日晚，研究稳定深圳局势的工作。5月28日晚，传达李鹏、杨尚昆、乔石、姚依林于5月22日会议上的讲话和广东省委有关指示精神。6月5日上午，传达广东省和外交部有关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稳定深圳局势的工作。6月11日晚，学习贯彻邓小平于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精神。邓小平此次讲话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7月7日至9日，传达邓小平近期三次讲话 和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7月11日全天，研究贯彻中央3号文件精神，抓好平息政治风波工作。7月22日下午，继续学习邓小平讲话、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和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7月28日，听取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传达，强调传达学习工作要同全市思想领域清查、清理工作结合起来，同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察调整结合起来。
1989年底1990年初，深圳市委总结近期工作时认为，“1986年特区工作会议到现在整整四年，创办特区的时间已近十年。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举办经济特区的政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我们认为，这种正确和成功，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北京动乱期间，深圳几乎处在香港舆论的包围之中，但仍然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局面，没有出现大的乱子。有人称之为‘深圳现象’。这就说明，只要我们坚决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两手抓，……特区不仅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而且在政治上完全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比较充分地发挥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支持特区建设
改革开放是中国不可动摇的一项基本国策。在邓小平近期三次谈话中，一个重点就是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方针不变，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十年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同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国内相继推出一些举措，比如，天津开发区破例向外商出让土地使用权达七十年之久，海南洋浦开发照常进行，在厦门搞台商开发区。在1989年春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广东省领导人曾希望中央对广东金融、信贷、税收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在治理整顿中“网开一面”。当时这一意见招来中央有关部门和有的省份批评。政治风波之后，中央考虑到广东是全国最大的出口省份，在对有关工作加强整顿的同时，重新对广东实行政策倾斜。
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深圳工作很熟悉。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八十年代初曾参加经济特区初创，与深圳领导人沟通畅通。1989年7月7日，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最近，北京传来信息，中央十分重视深圳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深圳放手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加快发展，更好地发挥改革开放的基地和试验地的作用。”同年9月，李灏率团到东北考察，回程经过北京。江泽民专门在中南海接见李灏，指示要继续抓好稳定和发展，要深圳起到对外示范作用。同年9月和1990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连续两次考察深圳。李瑞环1981年曾来过深圳，他评价深圳是“脱胎换骨”，“看后令人信服。”“只要不带偏见，人们都应该承认这一点。”又说，“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对改革开放有一些猜测和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还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与改革开放简单地直接联系在一起，这种论点是不对的。”
1989年11月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强调“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充分发挥它们在对外开放方面的窗口和基地作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基本政策措施不变，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关于经济改革方向，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延用了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提法，即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如何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两者结合好，急需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形势需要长期重视发展外向型经济、强调市场调节为主的深圳特区来充当试验场，这是历史赋予的机遇。
1989年秋冬，东欧发生战后四十多年来空前急剧的变化和激烈动荡。中央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不改革就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改革性质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十三届五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决定近期召开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同年12月30日，深圳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江泽民、李鹏关于东欧局势问题的讲话精神。李灏指出，在治理整顿期间，遇上东欧问题，加之香港媒体对深圳关注度高，“更要警惕”。在讨论为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准备的材料时，李灏说，“如果特区能走出这个路子，我看对世界也有影响，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意义更大。若干年后，就是四小龙那个势头，就更有说服力，社会主义优势就更明显。这就说明我们工作政策性非常强，对全国有指导意义。”
在深圳发展处于低谷时，1990年2月5日至8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第四次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根据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研究如何促进特区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外向型经济，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窗口和基地作用。参加会议的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个经济特区负责人，广东、福建、海南三个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二十多个部门负责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主持会议。2月8日，李鹏到会听取汇报时强调，“特区经济体制问题总的说来和全国是一致的，特区也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特区“市场调节的范围要大一些”。会上深圳领导人反映了实际困难，即1988年10月国务院批复深圳市实行财政在内的计划单列，但财政单列还没有真正实现。在1990年下达广东省增加上缴任务十亿元中，没有把全国计划、财政会议商定的深圳市任务数2.77亿元单列出来。不久前，广东省又给深圳增加上缴任务1.2亿元。这就使得深圳市在1989年上缴4.9亿元基础上，1990年又增加上缴任务近4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一倍，占全省新增上缴任务的40%，上缴总额相当于深圳1988年实有财力的44%。深圳领导人向上级提出，在国家和省财政有困难的情况下，深圳理应多作贡献，但考虑到特区财力实际情况，希望能予以妥善解决。特区工作会议帮助深圳解决了急需解决的一些发展问题。比如，进一步明确深圳作为计划单列市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问题，外贸和外汇政策问题，以及一些项目立项审批和深圳机场、盐田港第二期工程资金不足问题。2月10日，深圳市委常委会会议认为，随着特区工作会议的召开，“全省、全国将会出现一个理解特区、关心特区、支持特区的气候”。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理论界有人认为，要防止对过去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概否定，过去确实存在“一手硬”、“一手软”，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但不等于“一手抓”、“一手不抓”，十年改革开放中精神文明建设无论在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上都有不少进展和创新，不能一概否定。曾经在全国激起冲击波的“蛇口风波”一事，余波未了。政治风波平息后，又出现一些批评声音。也有人指出，“蛇口风波”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人们对某一种思想，某一种观点持不同看法并公开提出来讨论，这是政治上民主开放的表现，并不能说成是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总的看，有关方面对此事较冷静，没有再起波澜。
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是深圳市委考虑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中央宣传部大力支持下，深圳市委宣传部组织摄制了电视政论片《世纪行——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该片“不仅是特区宣传理论工作者对思想教育形式的一个新的探索和尝试，表现出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高度责任感，而且反映了特区人民对社会主义充满热爱的感情。” 该片最后阐释了春秋时期老子“抗兵相加、哀者必胜”思想，在东欧剧变之际颇有针对性。《世纪行》被中宣部推荐为全党思想政治工作教材。曾经坚决反对《河殇》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对该片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政协主席李先念等人观看 。邓小平认为这部片子拍得不错 。1991年中，江泽民、李先念、王震、胡乔木（中顾委常委）等人为《世纪行》题词。
随着1990年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香港过渡期进入一个新阶段。1990年6月下旬，江泽民考察深圳时指出，深圳要当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排头兵”。从政治上看，“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了，你这个地方水平很差，香港那么一个很大的经济优势，就会压过来。所以，非要逼着你把这个地方搞好不可。”讲到精神文明建设时，江泽民说，“深圳市委头脑是清醒的，真正动了脑筋。” 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工作时，江泽民进一步指出，“以前说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我看全国如此，广东也不例外。”“在整个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情况下，特区跟西方世界的接触必然更加广泛。……要真正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政治风波对特区经济影响
政治风波过后，1989年7月14日，西方七国首脑巴黎会议发表宣言，对中国进行“制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那种企图把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短视行为，不仅会损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对西方国家的利益也是有害的。
由于外商担心中国失去最惠国待遇，打“中国制造”字样的产品出口到西方国家会有阻碍，在特区的投资趋于停滞。有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议案，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因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外商都是做美国订单，反响强烈。1989年上半年，深圳工业总产值比1988年同期增长38%。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与1988年同月对比，7月增长21%，8月增长21.8%，9月增长23.7%，10月增长11.7%。1989年下半年，深圳全市近三成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许多外贸公司生意萧条。
1990年1月北京解除戒严。深圳特区安定的社会生产秩序和良好的软硬件设施，对港台资金极有吸引力。香港贸易发展局负责人对深圳领导人说，香港四万多个大小企业，工资高，厂房贵，许多厂家在东南亚转来转去，还是觉得在深圳办厂好 。引进台资方面，1989年深圳实际兴办台资企业超过100家，以“三来一补”为主。1990年3月，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台商赴大陆考察和参加商展。台湾对大陆曾一度降温的探亲旅游、贸易、开厂、文化交流再次升温。为遏制台商投资大陆热潮，1990年6月，台湾“法务部”颁布决定，从严处罚违犯直接投资及贸易禁令者。禁令公布后第七天，深圳市隆重举行台商协会成立大会，许多台商不敢与会。全市305家台资企业到会代表仅一半左右。不过，台资在大陆扩大投资已开始形成趋势。
1990年4月，中央宣布浦东对外开放，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在浦东公布的十项政策中，有三条明显突破经济特区现行优惠政策：一是允许外商在区内投资经营商品零售等行业；二是允许外商设立贸易机构及从事转口贸易；三是允许外商代理本企业生产资料。尤其是第三条，深圳连续三年多次向上级申请批准这一项政策但一直没有进展，这种状况使得特区工业企业大多数是前店后厂型，产品的流通经营主要在香港进行，深圳市场还算不上纳入国际化轨道。深圳特区危机感陡增。
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结束后，深圳经济恢复增长明显，全市工业产值自1990年3月走出低谷后，逐月增长。美国总统布什1990年5月宣布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一年，并将于7月初由美国国会表决。此事关系到深圳兴衰。蛇口工业区向区内二十家美国公司和七家石油公司陈明利害给美国国务院反映这方面情况。据统计，深圳全市来料加工企业4000余家，从业人员100万，来料加工订单有一半来自美国。如果最惠国待遇取消，深圳将有一半的来料加工企业倒闭，50万从业工人失业。
政治风波平息一年之后，中国外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1990年7月，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逐步解冻。深圳建设大步前进。到1990年底，深圳已建立起3200多家三资企业（其中港资2500家）和3900多家内联企业，另有为数更多的“三来一补”企业。1990年总计完成工农业产值161亿元，比1989年增长38.5%，其中，全市工业产值出口比重由1989年的58%提高到1990年的60%以上。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亿元，没有突破国家下达笼子，其中重点建设项目如电厂、机场、火车站改造、公路、污水排海等九大生产领域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较快。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预算内财政收入比1989年增长28%。出口贸易总额比1989年增长近38%。外商投资逐渐回升，1990年10月基本达到1989年同期水平，扭转了一段时间以来持续下滑局面，全年实际利用外资比1989年增长4.8%。市场物价平稳，实行市场调节价格的商品在社会零售商品中占97%，特区已初步形成生产资料市场、劳务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体系，运作较灵活。全国经济形势也相应有所好转。比如，政治风波期间外汇储备一度只剩下160亿美元，到1990年底增加到260亿美元 。
以深圳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经济一体化正在快速推进中。最能反映香港经济实力增长的工业出口总值，从1979年到1989年间十年翻了两番。香港工业技术没有明显改变，主要增值都是利用珠三角和华南生产基地粗放加工得来。到1989年底，珠江三角洲为香港厂商从事加工工作的约200万人，为香港制造业雇员总数的两倍以上。深圳外资70%来自香港，有近50万人为港资工商业服务。香港与珠三角的经济关系，已是唇齿相依。蛇口工业区领导人袁庚认为，随着香港与华南地区经济的相互扶持和融合，九十年代将会出现包括香港在内的庞大港口群体，其规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或许不比西欧莱茵河的港口群逊色 。历史证实了这一判断。珠三角地区从“三来一补”中解决劳力出路，取得工缴费收入，提高土地工业价值，以此为基础，逐步升级发展外向型经济。“三资”企业多是外方管理，两头在外。有人抱怨说，这种经营管理不易控制，也学不了多少技术。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三资”企业能够推动内地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使内地一大批管理、技术人员和工人增长才干，这方面的价值难以估量。
经济特区对国家贡献不断增加。在实行财政包干体制下，仅1985年至1990年，深圳共上交中央和省财政16亿多元；1979年至1990年，深圳海关上缴国家关税共达89.8亿元；1979年至1989年，深圳银行上交国家利税达10.9亿元；此外，近几年还上交外汇额度约3亿美元。中国改革开放十年，相继建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五个特区，至此已形成相当规模。1990年，五个特区年工业产值达300多亿元，产品大部分出口。外商投资50多亿美元，占全国外商投资总额四分之一。特区经济发展速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特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特区对沿海和全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在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等方面发挥着“窗口”作用。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到了该庆祝创建十周年的时候了。
隆重举办特区十周年庆典
深圳特区创办以来，大受国内外关注。据1989年统计，近几年的年均进出深圳的港澳台同胞、华侨及外国人士达2500万人次，出入境客运量占全国40%以上，出入境汽车量占全国70%以上；截至1989年底，已经接待来自126个国家（地区）外宾3000多批共2万人次，其中部长级以上400多批共近5000人次，副总理以上140多批共2000多人次。深圳被普遍视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1988年9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深圳时说：深圳是一个良好的试验室，既然要做试验，就不要怕失败，不要怕犯错误，每样东西都去试一试；深圳的光明未来也是中国的光明未来。
深圳经验引起苏联和东欧国家重视。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苏联频频组团访问深圳。政治风波后的1989年下半年苏联组团访问深圳39批246人次（苏联及东欧一共来访70多批），仅在当年11月一个星期内就有4个部长级别团组来访。1989年下半年来访团组的人数、批次、级别都超过1987年以前总和。1990年第一季度，来访苏联团组增长更快，其中经济性团组约占八成。
在特区创办十周年之际，中央及部分省市新闻媒体纷纷报道深圳成就。1990年8月21日，《经济日报》评述深圳十年成就时说，“本世纪50年代以来最伟大的社会主义试验就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开始了。”“如果说深圳经济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那么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试验和示范意义更为深远。”1990年8月26日特区成立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长篇通讯文章指出，联接大陆和香港的交叉点深圳，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竞赛场”，“深圳走的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给百多万深圳人带来了希望和信心，给一切真诚关心中国式现代化命运的人，带来了希望和信心。”同年11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精神文明建设在深圳》。《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部委所属报纸以及广东省、国内众多省市报纸也纷纷刊登各类报道和文章，称赞中央英明决策和特区巨大成就 。
深圳市政府办公厅于1990年4月14日和8月9日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各单位加强领导，努力搞好十周年庆典活动。由于到深圳视察的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暂时没有就是否举办中央级别的庆典活动表态，这项工作一开始没有大的突破。1990年7月3日，深圳市政府新闻处发布消息：江泽民、李鹏分别为特区十周年题词。江泽民题词为：“继续办好深圳经济特区，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李鹏题词为：“坚持改革开放，为把深圳特区建设成为以工业为主、工贸相结合、外向型、多功能的现代化城市而努力”。 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于6、7月间还分别为珠海特区十周年题词。
邓小平对特区的最新态度，体现于1990年9月5日为珠海题写“珠海经济特区十周年”。邓小平暂时没有为更有代表性的深圳题词。同年9月8日，在与珠海领导人沟通后，深圳市委向中央请示，希望举办经济特区十周年庆典活动，“给中央提供一个论坛，再次向全世界表明中央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变，表明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不变”，“我们特别盼望邓小平同志能亲自到深圳参加这一庆典。”“我们与珠海市领导商议过，初步安排在十一月下旬举行，先在深圳后到珠海”。10月1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决定成立特区十周年庆祝活动领导小组，强调继续做好邀请中央领导参加庆典的工作，争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尽快正式批复庆祝活动的请示。11月1日，深圳市委向广东省委呈报十周年庆祝活动总体方案，并抄报国务院特区办。11月6日，中央决定，江泽民赴深圳参加庆祝活动。
1990年11月26日，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十周年招待会在深圳香蜜湖宴会大厅隆重举行。江泽民、田纪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中顾委常委耿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和王光英，以及中外来宾及深圳各界人士共500余人出席招待会。彭真、邓颖超、彭冲（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等人发来贺电。江泽民在招待会上指出，深圳等特区“为确立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和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重视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为我们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的人的政治、业务和文化素质，积累了可贵的经验。”“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无论是特区还是其他地区”，都要“共同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在这方面，希望特区创造更多更好的经验。” 李灏致辞说，“深圳特区能有今天，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对深圳特区的建设事业更是无限关怀，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回顾特区十年历程的时候，深圳人民对他充满了由衷的敬意。我们决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一定要按照他指引的方向，把深圳特区建设得更加美好。” 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载江泽民讲话。11月28日，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田纪云、温家宝、中顾委常委余秋里、胡乔木、耿飚，谷牧、王光英等中央领导人继续出席珠海特区十周年庆祝活动。邓颖超、国家副主席王震、习仲勋等发来贺电、贺信。11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再次刊载珠海万人欢聚九洲城庆祝特区创建十周年的新闻。深圳、珠海特区隆重举办十周年庆典活动，使邓小平很快了解到特区最新情况。
特区十周年到来之际，深圳最终确立政治体制框架。特区初创阶段，为突出“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胡耀邦语），保证中央决策、深圳执行的效率，各方面对特区人大、政协机构设立事宜总的看法是宜缓不宜急。八十年代后期深圳特区规模已有很大发展，改革和发展问题日趋复杂。1989年2月，中央明确深圳市应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及建立常委会。广东省委指示深圳市委抓紧研究，尽快付诸实施，同时召开深圳市党代会并选举新一届市委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也要提上议事日程。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提请的授予深圳市立法权议案。政治风波平息后第五天，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讲话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 深圳建立人大、政协机构，已刻不容缓。1990年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建立区一级政权建制。1990年3月，广东省委调整、充实深圳市人大筹备组。十周年庆典前夕的11月21日，广东省领导人到深圳传达中央加强深圳领导班子建设的指示精神，确定深圳五套班子人选安排。1990年12月，根据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调整加强深圳领导班子的指示，先后召开了深圳市第一次党代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选举产生了市委、市纪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班子。至此，深圳市政治体制框架确定并一直沿用下来。经过十年发展，深圳市基层党组织从700多个发展到6100多个，党员从14000多人发展到72000多人。在第一次党代会上，市委提出今后十年奋斗目标：努力探索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子，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把深圳建成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较发达，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科学技术比较先进的综合性经济特区和外向型、多功能的国际型城市，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窗口。
八十年代袁庚领导的蛇口工业区敢闯敢试，为探索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积极贡献。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经在蛇口问袁庚：开发蛇口工业区的哲学思考是什么？袁庚说：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一切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学习借鉴西方的文明精华，在毗邻港澳的蛇口探索一条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富国强民的道路 。1990年蛇口工业区管理体制发生重大改变。原来在1984年设立的相对独立的蛇口区被撤销，改设蛇口街道办事处，隶属于新设的南山区。蛇口作为“社会性试验”（谷牧语）宣告结束，但它作为企业化经营的试验，在随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得以继续发扬，像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等一批深圳代表性企业源出于此。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深圳时说，“袁庚是个敢闯的人。”八十年代中央长期分管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工作的谷牧后来回忆蛇口工业区时说，“我对那里有着深厚的感情。” (下期待续)
深圳经验与邓小平理论新发展
在邓小平看来，不论国际政治风云怎样变化，中国自身不能闭关自守，要努力争取好的国际环境，向国外学习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以利于国内现代化建设。邓小平一个鲜明特点是讲发展。198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苏联戈尔巴乔夫时阐释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
坚持改革开放，必然涉及到如何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谈市场调节，以深圳为最佳标本。1980年中央41号文件指出，经济特区以市场调节为主。围绕这一点展开的议论不绝于耳，各方面的认识在不断深化。1990年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指出，特区要发挥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而且市场调节多一些。国内政治风波平息后，东欧剧变接踵而至，理论界不少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把计划与市场问题同基本制度直接联系，认为这是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 。
1990年秋冬间，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1990年11月底至12月1日召开）、十三届七中全会（1990年12月25日至12月30日召开）即将召开之际，沉寂一段时间的中国理论界重起争鸣之风，探索改革路向问题。不同看法主要集中在计划与市场、整顿与改革、稳定与发展，以及物价改革、企业承包等问题上，尤其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焦点。在这个背景下，1990年11月8日至11日，广东省委及深圳、珠海等特区联合在深圳举行“经济特区创办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对于特区经济运行机制，有专家认为深圳作为改革试验场，已在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方面作了探索。同时不少专家认为，根据深圳条件，可否多探索在国家计划宏观调控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运行机制。
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一天，1990年12月24日，当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向邓小平汇报“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工作时，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 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新论断，是他长期思考的逻辑延续。理论界有人评价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实现了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1991年1月28日晚，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抵达上海视察。在去住地途中，邓小平对上海市领导人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2月6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时强调了他的新观点：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2月13日，邓小平在上海再次谈起，当年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 值得提及的是，杨尚昆在1991年初陪同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前夕，再度到珠海、深圳等地视察，接见李灏和袁庚，并听取特区工作汇报。同年2月中旬，邓小平在上海与杨尚昆有几次谈话。同年4月23日，邓小平为深圳火车站题写站名，使深圳领导人深受鼓舞。把这一连串事件联系起来看，显然，邓小平在赴上海之前对经济特区已经信心十足。自1989年6月他对经济特区工作一度提出批评以来，至此，印象明显改观。经济特区实践也促使他进一步思考如何看待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当邓小平第二年视察深圳后，更直截了当地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根据邓小平1991年春节期间上海谈话精神，1991年2月中旬到4月中旬，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几篇文章中，《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阐述了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新论断，深圳领导人及有关部门及时进行了学习。“但邓小平这次谈话，（国内）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反而引起了社会上对改革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这次谈话被争论淹没了。”
中央领导集体对特区新肯定
中央希望特区“三来一补”工业尽快转型，向高科技产业发展。这在执行中仍有不少实际困难。早在194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严格限制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高科技。随着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逐渐改善，“巴统”对中国的禁运有所放松。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过去能获得英国一些高科技产品进口许可。1991年11月，经美国政府同意，香港在“巴统”地位问题获得解决，可以像其他成员国及地区一样，获得高科技产品进口，但香港不能自行将其转往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大陆。内地引进的香港资本几乎都是劳动密集型。除港资外，潜力很大的台资也是中国内地对外开放的一个有利条件。1990年和1991年广东实际利用台资分别仅为港资的5.59%和7.1%。台湾当局宣布于1991年5月1日起，终止已实施四十三年的“动员戡乱临时条款”，结束所谓“动员戡乱时期”。这时台湾外汇储备近千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台商投资大陆尤其是广东等地的意愿日见高涨，这对广东和特区经济进一步跃进有重要意义。
1991年初，深圳市委、市政府已注意到世界经济进入又一个调整期，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传统目标和对手——亚洲“四小龙”，都不同程度出现劳工短缺、工资上升及房地产价格急涨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情况，在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世界初级产品市场竞争中逐渐丧失优势，大量的国际游资正在寻找出路，而外商又普遍看好深圳特区投资环境。深圳市委、市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步伐。与1990年相比，1991年深圳工业总产值、外贸出口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预算内财政收入都有大幅增长。其中，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进展顺利，新火车站、飞机场按期竣工，一批城市交通、能源基础设施提前完成预定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深圳主要抓了这样几项工作：一是在国务院支持下，1991年5月，保税生产资料市场正式开业，运作平稳。二是继续办好沙头角和福田两个保税区。三是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把养老、医疗和住房制度改革通盘考虑，拟定方案，力争尽快实施。四是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改革。经国务院批准，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五是加强全市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推进产权转让和企业兼并进程。
深圳民营经济发展迅猛。1991年底，深圳个体工商户约2.3万户，私营企业主500多家（其中约有200家是科技型企业）。个体工商户主要集中在商业，其次是饮食业、服务业、交通运输、建筑、工业等方面。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工业，包括电子、机械、光学、化工、医疗器械等行业。在苏东形势继续动荡之际，一些企业心态彷徨复杂。以创办不久即崭露头角的华为公司为例，该公司负责人认为，“现在因怕国家政策有变，特别是最近听说中央有关领导讲私营经济是国家和平演变的基础，顾虑更大，同时又得不到国营、集体、外资企业的同等待遇，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尚不敢扩大生产规模”。深圳不少个体户已完全具备办私营企业条件，但多不愿意转变身份，有的宁愿受罚也要隐瞒实情，怕将来戴上资本家帽子。总体上看，民营经济逐渐成为深圳经济一支重要力量，为90年代以后深圳民营企业整体崛起奠定基石。
深圳特区人口规模在快速扩张中。1979年到1985年人口平均增速约为18.8%，1986年到1991年间深圳市人口平均增长速度约为20.6%。若以20.6%递增，到2000年深圳市人口将达到近1300万人。这与深圳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年规划所提出的2000年总人口规模控制在300万以内的目标相比，超出太多，深圳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交通、住房、医疗设施等难以承受。1992年，深圳总人口已超过200万人，其中暂住人口占70％，另有大量不在册流动人口。大量青壮劳动力涌入，一方面推动城市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一系列劳资纠纷、关外（特区管理线以外）个别地方治安失控以及“黄赌毒淫拐黑封”等“七害”问题。这是城市良性发展必须紧急解决的问题。
江泽民1990年两次到深圳视察，指出深圳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二线（特区与非特区管理线）怎么管好，一线（深港边境分界线）怎么放开，要求定出实施计划，确保即将回归的香港与内地经济能够平滑过渡。十周年庆典之后，深圳与广东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设想，能否通过完善特区一线、二线管理，在深圳和香港之间形成“两个制度，一个市场”的模式，使特区市场与香港市场衔接，成为国际市场一部分，从而缩小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差距，为双方提供一条密不可分的平滑过渡纽带。最后，因涉及问题太复杂，一、二线问题没有如期展开，但以建设保税区和保税生产资料市场的实际举措，得以在不牵动全局情况下，用化整为零的办法予以部分解决。
八十年代一度热议的特区货币问题，特区十周年前后有人重提。由于人民币汇率随后一再调低，加上深圳通过开办外汇存款业务和开办外汇调剂市场，不影响外资出入，特区货币发行问题不再是当务之急。南方谈话之后全国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发行特区货币与否，已无需再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于1991年3月13日视察深圳时指出，“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建成一个规模较大的现代化城市，这在别的国家是难以做到的。”在谈到改革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初衷时说，“我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随后视察珠海时，宋平说，“现在来看，如果我们早几年搞改革开放，发展可能更快一些。”不久，宋平派中顾委委员、曾长期担任广东省领导的张根生等人调研深圳特区管理线以外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对“三来一补”转型升级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同年5月12日，江泽民访问苏联前夕，在中南海接受苏联电视台、塔斯社和《真理报》记者采访时专门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特区情况，又一次强调说，“我认为，特区的经验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大大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八五’期间，我们除了将进一步办好现有经济特区外，同时还将有计划、有步骤地搞好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我充分相信，经济特区今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年10月14日，李鹏、田纪云视察深圳。此行是为深圳机场落成剪彩并出席第七十届广交会开幕式。李鹏指出，深圳要重视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当前我们面临着西方特别是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必须发展对外贸易多元化。希望深圳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在贸易多元化方面做出贡献。”“中央把深圳作为对外的窗口，它的作用确实与珠海、汕头、厦门这三个地区还有所不同。深圳毗邻香港，一举一动，各个方方面面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深圳建设好了，会对香港的繁荣稳定起到很大作用，会影响香港的人心向背。”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兼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1985年到过深圳。1991年上半年乔石在和江泽民谈话时，江泽民问他去过深圳没有，乔石说去过一次。江泽民又问是哪一年去的，乔石答1985年。江泽民说，那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乔石于是决定1991年下半年到深圳看看。
除深圳之外，其余特区经济也有显著增长。1991年1至11月这一期间，珠海工业总产值比1990年同期增长近75%，汕头工业总产值比1990年同期增长89%。厦门和海南也纷纷强调要实现经济超常规发展。1991年12月中旬，汕头和厦门特区相继举办十周年庆祝活动。江泽民，田纪云，温家宝，中顾委常委陈丕显，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谷牧、王光英、叶选平，原政协副主席杨成武等人出席。江泽民在厦门特区庆典上指出，中国要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进一步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使中国对外开放出现新局面。
邓小平准备视察深圳
1989年秋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权更替。1989年9月至1990年12月间，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二十八字方针。这一方针，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和平环境。
1991年4月以后，苏联发生一系列政治事件。8月20日，邓小平与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讨论苏联政变事件。邓小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8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苏联局势的通知；8月26日，中央下发关于扩大传达范围的通知。8月27日，深圳市委提出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到处以上干部及离退休局以上干部；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统一思想，开展党规党法教育；立足国内，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把经济搞上去，效益搞上去；以中央文件精神为准绳，对苏联局势有正确认识。8月28日，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学习讨论中央关于苏联局势的文件通知。9月3日，深圳市委在全市局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传达。深圳市委在全市农村、城区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铺开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并出台《中共深圳市委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提出“把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深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和反和平演变的战斗堡垒的目标。”
苏东剧变发生后，中国面临着西方将“和平演变”重点转移到中国的挑战。国内有人“惊慌失措”（邓小平语），提出反“和平演变”与发展经济两个中心的观点。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十三届八中全会召开，主旨是稳定农村政策，确保全国政治局面稳定。同年10月至12月间，中央召开十次理论座谈会，主要研究三个问题：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苏东剧变根本教训是什么；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邓小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12月10日，北京一家刊物发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这篇文章“对邓小平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和挑战，备受各方关注”。 只有以实践回答众议，才是最有力的武器。难怪1992年初邓小平从北京抵达深圳并初略视察后，便嘲讽他眼里的那些假马列主义者“尽讲屁话”。
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可能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尽管苏联解体对中国有冲击，从国家利益考虑，也有有利一面，即苏联解体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再对中国构成现实威胁。由于坚持“二十八字”对外方针，1991年下半年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已宽松很多。西方国家顾及中国战略地位和庞大市场，一方面对中国进行制裁，另一方面又同中国拉关系。美国对中国制裁还没有宣布取消，但已有松动。其他西方国家有的已经宣布同中国关系完全恢复正常。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也得到改善。抓住时机发展壮大中国实力，增强应变能力，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加之东南亚国家也有急追猛赶的发展势头，邓小平的紧迫感由此而来。
南方谈话前夕中央领导人视察深圳概况表
时间 人物
政治风波平息后至特区十周年庆典（1989年6月至1990年11月底） 1989年9月13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瑞环
1989年11月20日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彭冲
1989年12月3日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习仲勋
1989年12月9日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陈慕华
1989年12月18日 政协副主席 王任重
1990年1月29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瑞环
1990年2月 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
1990年2月12日 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铁映
1990年4月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 宋健
1990年6月21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江泽民
1990年11月 江泽民、田纪云、耿飚（中顾委常委）、习仲勋、谷牧（政协副主席）
特区十周年庆典至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之前（1990年12月至1992年1月初） 1990年12月6日 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 杨汝岱
1990年12月 中顾委副主任 薄一波
1990年12月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赛福鼎
1991年1月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万里
1991年1月22日 国家主席 杨尚昆
1991年2月5日 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中顾委常委王首道
1991年2月18日 国家副主席 王震
1991年2月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叶飞
1991年3月10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 宋平
1991年5月25日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 王丙乾
1991年10月8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田纪云
1991年11月14日 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铁映
1991年11月18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 乔石
1991年11月25日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根
1992年1月15日 军委副主席 刘华清
1992年1月19日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政协副主席王光英
1992年1月 全国政协副主席 谷牧
资料来源：深圳市史志办编：《深圳大事记》，海天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至第297页。
中国往何处去？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将于1992年第四季度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如何确定基调？邓小平把目光投向经济特区。中央一直看重作为国内梯度开放格局排头兵的深圳特区。如前所述，江泽民代表中央几次强调，特区经验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大大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要言之，特区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特区有利于加快经济建设，并促使人们认识到，只要是良性循环的高速发展，对国民经济建设极为有利，这一点已有显著证明；二是经济特区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方面不断为全国创造重要经验；三是在抓发展的同时，经济特区能够抵制资本主义腐朽东西，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前来深圳视察的众多中央领导人对这里交口称赞（参见“南方谈话前夕中央领导人视察深圳概况表”）。比如，1989年3月，彭真在深圳指出，深圳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成功经验已在沿海地区推广，各省也可以搞区域性开发，深圳“找到了全国的发展道路”。江泽民在特区十周年庆典讲话，代表中央高度肯定了深圳特区。1991年3月，宋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期间说，“现在来看，如果我们早几年搞改革开放，发展可能更快一些。”1991年11月，乔石视察广东和深圳时说，“深圳能做到，推而广之，沿海地区能做到，再推而广之，全国都能做到。”“要把中国经济更好地搞上去，必须深化改革，必须扩大开放，别的道路我看是没有的，小平同志也是一再讲这个问题。”邓小平一直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在他视察经济特区之前，中央有关部门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深圳特区在快速发展同时，也存在一些“七害”等社会病态问题。杨尚昆、李鹏、薄一波、乔石、李铁映等人都当面对深圳领导人提过，强调广东和深圳特区要为全国提供两手都能抓好的经验。比如，薄一波说，深圳总的发展形势是好的，但资本主义社会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比如吸毒、卖淫、赌博、黑社会等等，“深圳差不多都有了，这在全国不是数一、数二，也是比较突出的。如果不及时清除这些东西，迟早要影响大局，决不可等闲视之。” 从邓小平后来的谈话看，他显然已经了解到有关情况。他的态度是共产党刚进城时就有这方面经验，只要整治工作从苗头抓起，常抓不懈，不难抓好，中国共产党有这个自信。
作为有口皆碑历时已有十一年的特区试验，深圳经验要推向全国，并认定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涌现中国往何处去的思想交锋背景下，没有绝大魄力和深孚众望的领袖魅力，难以肩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历史重任。这担子非邓小平莫属。这地点非深圳莫属。
1991年夏，李灏曾转请前来深圳的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邀请其父邓小平到深圳看看。邓朴方表示，一起来促进这件事。1991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住地与杨尚昆谈话，内容涉及春节期间视察深圳、珠海特区事宜。1992年1月1日，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打电报，正式通知邓小平将到广东休息的计划。邓办工作人员即刻出发到深圳、珠海特区打前站。同一天，香港《百姓》杂志新年第一期刊载特辑文章，名为“邓小平最后的机会”。文章说，在苏东巨变冲击下，中国大陆“处此危疑险峻的时刻，邓小平仍居于领航把舵的地位。诚然，他已不再拥有绝对权威，但他绝对还有推动为人民欢迎的政策的权威。”（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语）据反馈消息，邓办工作人员把特辑送邓小平看过，邓小平“不动声色”。1992年1月2日，邓小平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第九届万丰杯“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从照片上看，他神情凝重。或许邓小平不知道，这次桥牌比赛恰好就是他将要前往的深圳一个富裕农村万丰村赞助的。1月16日香港《百姓》杂志继续刊登文章，发言者“众口一词地认为邓小平还有最后的机会，关键在于他本人能否乾坤一掷。”1月17日，时隔八年之久，邓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等特区之行终于出发。对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来讲，百闻不如一见。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也即将因邓小平此行“大动声色”而翻开新的篇章。(深圳市史志办公室 王 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