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诱惑，涉水向右
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生活背景与习惯，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生活水平。数十年前的香港，对于包括深圳人在内的内地居民，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远方。远方充满诱惑，甚至还有功成名就的欲望。当缺口一点点地被撕开，成千上万的人奔涌而来，涉水而行，起点大多是深圳，目的地则是香港。近日，一个阳光普照的上午，南山蛇口渔二村一栋8层楼的屋檐下，坐着不久前刚庆祝了金婚的老人王伯与戴姨，他们正在拉家常，爬满皱纹的脸荡漾着笑意。
那栋8层楼房里，除了两位老人及4个儿子各住一层外，其余3层用来出租，租金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王伯夫妇的生活与村里其他大部分老人一样，赋闲下来后成了专职的“包租公”、“包租婆”。他们充分享受着都市的繁荣，但都市里的喧哗似乎又与他们无关。又比如居住于雷岭社区的刘国泰，现年69岁的他，8年前从正处级干部上退休，目前更愿和好朋友到大梅沙玩玩，或到东部华侨城住上一晚。有意思的是，他每个月坚持与高中同学聚会一次，互相谈心，他毫不讳言自己目前的生活相当美好。
刚走过改革开放30年的这些老人，目前大多已“功成身退”，见惯了“大刀阔斧”，他们脸上更多的是恬静。就算说起数十年前“波澜壮阔”的“逃港风波”，依然让人有一种在听有声小说的错觉，而非倾听历史。
王伯：首次赴港卖掉一船鱼
王伯今年74岁高龄，老伴戴姨亦年过七旬。王伯大半辈子都在和鱼打交道，一直到13年前，他才弃船上岸。2003年，政府部门组织渔二村进行集体改造，王伯与戴姨从银行贷款，前后一共花了90余万元，建起了如今的8层楼房。
说起往事，王伯目光迷离，那早已成为历史的一切，仿佛在此刻一下变得不真实起来。
1953年，19岁的王伯从家乡汕尾海丰来到蛇口，伴随他来的，还有两个伙伴及唯一的家当——一条长约4米，宽1米多的小船。在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条船成为初到异地的3位年轻人共同的家。
当时的蛇口，深港两地渔民往来已十分频繁。王伯经常向其他渔民打听香港的鱼市行情。一天清晨，王伯与两个伙伴装了一船鲜鱼，朝香港方向出发。他的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往后的岁月里，他更频繁地往返深港两地，甚至在半年后，他顺利地取得了香港身份证，成了香港合法居民。
事隔50多年，王伯依然记忆犹新。那天天气很好，海面上依然有不小的风，3位年轻人驾着那条装满鲜鱼的船，“颤巍巍”地驶向蛇口对面。那时，他们的渔船还没有机械动力，全靠划桨。3个人摇着桨在海上漂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香港的坑口一带，而那段本有着种种设想的旅途，却出奇的顺利，他们没受到任何人阻拦，到了香港边境，也没见到哨兵。一船鱼很快销售一空，并获得了比在蛇口当地销售多得多的利润。首战告捷，极大鼓舞了这些年轻人，在此后的日子里，香港成了他们的终端销售市场。休渔期，王伯会上岸到香港做些体力活，以获取更多收入，到了丰渔期，才再次回到船上。
刘国泰：办学习班扑灭偷渡苗头
1973年，刘国泰任蛇口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3年后，他便升任蛇口公社副书记。说到数十年的为官生涯，他总是意气风发，说起“逃港”，他则极力反对。
在刘国泰的印象中，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当地的生活条件很差，物资匮乏，干一天活只能挣几毛钱，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当时的日薪已达百余港元。当时一些从香港回来的船只，总带着油盐等生活用品。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逃港潮，从逻辑上似乎找到了注脚。然而，逻辑归逻辑，1980年的刘国泰已是蛇口公社的书记，分管一方水土，对于本地人偷渡，他要亲抓严管。在这段历史中，刘国泰记得尤为深刻的是，作为书记的他，当时配备了一把“3号左轮枪”，6发子弹。同时，他还常常与当时的海上派出所等部门人员联合巡逻，船开到海上，有时竟也能抓回不少人。
在公社长期分管政工、党员工作的刘国泰，深知要杜绝本地人偷渡，得从思想上感化或教育。因此，他建议在当地开办思想学习班，定期对本地居民进行思想教育，发现有偷渡苗头的家庭，及时上户谈话。他回忆称，这些措施似乎效果都不错，但也仅限于本地人，对于外地人，他和他的团队也无能为力，只能交由边防及派出所处理。
尽管如此，偷渡依然未能杜绝，在刘国泰当时居住的南山村，偷渡成潮。他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个他认识的本地女子，只身游水偷渡香港，不幸的是，从那以后，她的家人以及香港的亲人就再也没了她的消息。刘国泰感叹，多半是淹死了。
数十年过去了，大半辈子为官的刘国泰目光依然有足够的“高度”，在他理解中，深港两地的差异正在快速缩小，特别是西部通道建好后，这些差距越来越小。并且，两地交流也越来越多，深圳的角色，如今更像香港的后花园。“从花园步入厅堂，你还会激动吗？”年近七十的他，如今也不时到香港转一转，像逛街一样平常。
戴姨:放弃两次逃港机会
1958年，20岁的戴姨成了王伯的妻子。3年后，她到蛇口投奔丈夫。同年，他们喜得一子，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还是那年，一次和别人偶然谈话，在戴姨心中激起阵阵涟漪。本地有人要偷渡，竟然邀她同去，并且有船！戴姨犹豫再三，迟迟未做决定，她是舍不得丈夫，加上儿子尚小，母子俩就算到了香港，也是举目无亲。思前想后，戴姨心有不舍地回绝了对方。
当年，王伯尚住在海边的木棚里，棚子离海非常近，这位刚到异地的女人开始思乡，那一声声海浪，似乎总拍在她的心窝上，让她十分挂念远方亲人。
幸好，这种让她心焦的日子很快结束了。1962年，人民公社号召渔民自建瓦房居住。渔民出力，公社出钱。戴姨还记得，他们那间瓦房耗费了40立方黄泥及40立方沙土，而这些材料全靠戴姨一个人从如今的水湾头那边肩挑过来，足足挑了一个月。瓦房建好后，她与王伯及孩子结束了住木棚的岁月。在那间瓦房中，他们的另外3个儿子相继出生，全家在那里居住了十余年。
与此同时，丈夫王伯当时已在渔业二大队工作了，大队配备了一条大船，王伯凭着丰富的水上经验，成了该船的驾驶员，拿的是一级工资，每年800元。此时的王伯，工作有了更足的干劲，他设想着靠自己努力，让妻子和孩子过上殷实的日子。也就是在这种劲头的鼓舞下，1973年，王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要改革开放了，而蛇口乃至整个深圳将是一块试验田。当时的人们无从判断这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又一次偷渡潮形成了。
看着身边的人不断出去，戴姨又一次徘徊在十字路口：到了香港兴许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念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王伯当时已是党员，戴姨怕自己偷渡的行为影响丈夫的前途。再者，当时他们已有4个儿子在膝下，要与骨肉爱人分离的痛苦也不时折磨着她。权衡再三，戴姨再次选择了留在丈夫的身边。数十年来，戴姨始终作为丈夫王伯的坚强后方。
如今，两位老人都到了颐养天年的岁数。他们的儿子也已各自成家立室，老人的日子变得无比充实。王伯说，虽然目前他与妻子都持有香港身份证，但两人甚少到香港去，无论怎么样，根还是在深圳。说起那些当初偷渡成功，如今已在香港生活的同乡，王伯说，自己也不羡慕他们。围着妻儿老小尽享天伦，才是王伯和戴姨一辈子的追求。
幸运的“渔二”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本地人通常选择在如今的蛇口老街蓝漪花园、渔二村D座、东角头油库附近下水。当时，上述几处尚是沙滩，且比较隐秘，因此成了当地偷渡客常选的始发点。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王伯慢慢察觉到了一些微妙变化：比如突然多起来的香港巡逻水警，还有逐渐多起来的偷渡客，甚至后来在行船过程中遇到漂浮的尸体等。
在王伯的记忆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偷渡潮，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那时不单本地人偷渡，许多从内地其他城市来的人，也选择以当时的宝安县各临水点为出发点，泅渡过港。那时政府对偷渡管得特别严，偷渡者被抓要面临牢狱之灾，就算成功在香港上岸，如果被发现，一样会被遣返。但当时偷渡依然“泛滥成灾”。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偷渡的人呈越来越多之势，当时的两地政府一时难以控制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流，不少人成功在香港上岸。而不少蛇口或南山本地人也开始选择在此时偷渡。王伯所在的西海人民公社渔业二大队的一些本地渔民通常都有自己的渔船：偷渡到港时，有船的出船，没船的则坐同乡的渔船，凭着对那一片水域的熟悉，他们的成功率往往很高。那时在当地，了解情况的本地人通常选择在如今的蛇口老街蓝漪花园、渔二村D座、东角头油库附近下水，在当时，上述几处尚是沙滩，且比较隐秘，因此成了当地偷渡客常选的始发点。
相对而言，从内陆城市而来意欲偷渡的人则没那么幸运了。在王伯的回忆中，这些人初来蛇口，人生地不熟，偷渡出发点往往找不准，极易被哨兵发现，就算成功下水，也因对水流方向等不熟悉，使得成功率大打折扣。不过最关键的是，他们没有渔船，想要过香港，只能游水，而许多人过于着急，甚至有些人不谙水性，同样也是见水就下。因此，在此过程中死去的往往是这些人。
要顺利游到香港，除了最佳下水地点外，还需要更多技巧。王伯回忆称，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也容易被发现。相反，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品腔内的空气放掉，折叠好带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时，拿出来吹上气漂浮水上稍作休息。而有些人更会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姜汤，虽然辛辣无比，但能驱寒，不至于在途中被冻死。除了这些未能详尽的技巧外，偷渡客往往还得判断哨兵的位置以及水流方向，选好下水点，方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偷渡成功。
在这些方面，当时渔业二大队渔民们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在那些海上漂浮的尸体以及被就地埋葬于沙滩的尸体中，很难看到他们的影子。
四次逃港风波在《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中，记录了深圳四次逃港风波。
“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这场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一位72岁的深圳原住民，说起这一幕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找到。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二十年里，深圳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
第一次: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共外逃5000多人。
第二次: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
第三次:1972年，外逃2万人。
第四次: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30年，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可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10年增加了798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1956、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1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l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何有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