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次跨过罗湖桥的经历
第一次跨过罗湖桥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我和妻子带着四岁的小女儿由冰天雪地的北方匆匆来到了春暖融融的广州。我们在小旅馆休息一宿后，天色仍朦朦胧胧并下着毛毛细雨，又匆匆赶到广州火车站乘早晨七点钟的火车前往深圳。
列车在轰轰隆隆声中疾行。小女儿兴奋得叽叽喳喳并不时向窗外仍灰蒙蒙的广阔农地和山野张望，可是我和妻子却满腹心事。虽然我和妻子几经周折为申请到香港和家人团聚的愿望足足等了一年多才实现而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内心却忧心忡忡，不知道来到和原来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的地方能否适应？更不知道在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如何讨生活，生存和养家？当我想起单位保卫科负责同志手持我的“来往港澳通行证”时曾对我说：“如果港英当局的特工盘问你，甚至刁难你，你必须坚持原则。你不必害怕，因为他们不敢不给你入境。”虽然保卫科负责同志的话有告诫我甚至给我吃定心丸的意味，但是他的话却反而更加重了我们的忧愁。
妻问我：“堂妹说十一点钟前准能到达罗湖，你说行吗？”
我说：“应该差不多吧。深圳的关容易过，担心的是香港那边的关。”
“为什么？”
“我担心被港英当局的特工盘问。”
“你尽可能少说就是了。”
我不仅可以少说，我甚至可以不说。港英当局的特工无非想得到的是“情报”，可是我何来的“情报”？
由于眼下最令我们担忧的是这一问题，所以我和妻子就仿如地下工作者不断揣测和评估万一被“敌方”的特工逮住如何应变的办法和统一口径。虽然我们相信单位保卫科负责同志说的“他们不敢不给你入境”这句话，但是我们还是很害怕被他们刁难的。
上午九点钟，列车终于到达深圳，我们跟着人流一起走。我蓦然发觉深圳火车站怎么这样简陋？这是我没料到的。其实，我没理由要把深圳火车站想象成宛如广州火车站那样。妻子牵着小女儿，我扛着行李在荒凉空旷的坑坑洼洼的泥泞地向不远也不近的大平房走去。我想，那大平房应该是边防检查站。由于我们的行动缓慢同时左绕右转找不到办理出境的窗口，所以走了不少冤枉路。当我们发现有人手持和我们相同的“来往港澳通行证”的长长队伍时，我们只能排在末尾了，我们也已疲惫不堪了。
我和其它排队的男男女女一样，不时伸长脖子眺望静悄悄仍关闭的小窗口。人人都很焦急，我们也不例外。不知排了多久，队伍乍然躁动起来，原来一身旧草绿色制服的中年女关员同志出现了，她一脸肃穆，慢吞吞，不声不响挨个把队伍里人的通行证收走。男男女女们窃窃私语依旧排着队不敢离去，我们当然也在末尾按兵不动。不知又待了多久，还是那位女关员同志又出现了，队伍更躁动了。她向乱哄哄的队伍鄙夷地瞟了一眼，队伍霎时就静下来并且人人都流露出“乞求”的目光。女关员同志的眼神很有慑服力。接着，她就像老师点学生的名那样逐个儿叫。我感到惊异，为什么有的人听到女关员同志的叫声后笑嘻嘻往检查大厅走去，而有的人却垂头丧气走开？正在恍惚之际，我们听到一位男年轻人用白话骂道：“我都排第三天了，为什么仍不给我出境？”接着就不停骂粗口。这位男年轻人的骂声着实令我们吓了一大跳，如果我们也不能当天出境，怎么办？我们不仅不知在那儿住宿，我们更不知道该如何通知在香港接我们的堂妹。这时的我焦急得顿时有想上厕所撒泡尿的紧迫感。排在我们前面的一位老伯忐忑不安说，由于港英当局一天只接受由内地来的七十五位持单程证的人入境，有什么办法呢？老伯这一说更令我们心如火燎，惊悸不安，因为我们排在末尾。正值仓皇不安之际，女关员同志徐徐向我们走来并说了声“当天离境！”顿然令我们喜出望外。虽然她的话冷冰冰的，但我们和老伯却感到分外欣喜有股莫名的冲动涌上心头，不禁想高呼“万岁！”。或许是因为我们来自遥远的北方并且带着孩子，而那位老伯是位上了年纪的长者从而有优先权。我们感激涕零想向女关员同志表示敬意，但是她却板着脸，连看都不看一眼，冷漠地掉头就走，让我们想感谢她都无法感谢而感到惆怅。
在我的印象中，昏昏暗暗的检查大厅摆着不少长台，颇简陋的。一位身穿旧草绿色的男关员同志把我们给叫住了。我看了看他黑黑的脸容并且他的上衣纽扣没完全扣好，感觉他很不庄严但很威严。他要我把行李搁在检查台上，我一丝儿不敢怠慢忙把行李搁上。他双手按着我们的行李箱，双眸盯着我们，不愠不火问，有没有带禁止出境的物品？我们蒙了。他又问，例如金银珠宝，首饰，文物，外币，人民币等。我说，我们没带这些东西。妻说，我们还有三十三元三毛三的人民币和在香港用于交通费的几十元港币。他说，拿出来。我妻把人民币和港币全掏出来，他把港币交还给我们，把人民币撂在一边。他用严厉的口吻又说，如果检查出带禁止出境的物品你们将会受到惩罚的，明白吗？！我们表示明白，但是我们内心慌得很。他指令我打开行李箱。我们没料到这位男关员同志竟把我们的行李翻箱倒柜般检查了一遍又一遍，他甚至把箱子的缝缝角角都不放过。我们呆若木鸡痴望着，暗忖，难道他怀疑我们是走私犯？我们像走私犯吗？不知检查了多长时间，男关员同志抹了抹脸上的汗珠说，好了。他又指令我把多余的人民币邮寄回亲友或在附近小卖部花光，总之不能带出境。
妻子整理狼藉不堪的行李，我按男关员同志的指令拿着三十三元三毛三的人民币准备邮寄给亲友。可是我来到小邮局，却空无一人。我呼叫了几声，依旧没人响应。事实上整个检查大厅里基本上已没有人了，大概都去吃午饭了。我想，我怎能把三十三元三毛三的人民币在小卖部里花费掉呢？如果我真要花费掉，我岂不是又要兜着一大包的劣质饼干和糖果？实际上三十三元三毛三比我原来的工资五十六块大洋的一半还多呢，这不是小数目。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惟有铤而走险，把三十元人民币塞进我的袜子里，而把零头胡乱买了糖果和饼干。我若无其事托着一纸包走回来，倏尔心头一悚，我发现没有一丝笑容、始终一付威严模样的男关员同志仍站在我妻身旁，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如果男关员同志要看我寄钱的收据怎办？我哪来的收据？这时的我就俨如惊弓之鸟，不知所措。事到如今，一切都不必再想了，惟有刻意压抑内心的惊悸，故作镇定。出乎意料，男关员同志没和我说一句话，便在我的通行证上狠狠地“咚”一声响盖上放行的大印。随着“咚”的一声响，我“做贼心虚”的心态也旋即松弛下了，并深深地舒了口气。事后，我妻斥我为什么要做这样冒险的事，为什么不把三十三元三毛三的人民币胡乱花费掉，你没看见男关员同志是非常有原则性并且是尽忠尽职的人吗？我无言以对，深感后悔。。
经历严密的检查后，走出检查大厅时我们感到浑浑噩噩的。妻子抱怨说，你说深圳的关容易过，你看，你看，现在都快十二点半了，还说十一点钟前能到罗湖。我反而责怪妻说，如果不是你要带那么多东西把行李箱塞得鼓鼓囊囊的，情况就不会是这样的了。
罗湖桥是通往香港的一个通道，是跨越深圳河的铁路桥，并非行人桥。我估计大概有百米左右。由于香港到广州的火车早已不通了，所以被用于行人桥。桥有边防人员把守着，因此没有通行证的人是甭想走过罗湖桥的。深圳河是个普通小河，但它沿岸有很高的铁丝网围着，显然这是防范偷渡者越境而设的。
我扛着行李，妻子牵着小女儿来到俗称为“华界”的罗湖桥北岸。当我们看到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时，百感交集。虽然我们依旧是中国籍，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已失去了在神州大地，特别是和我们有深厚感情的地方的居住权了。具体地说，我们已失去了在神州大地的户籍。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国家干部”的职称，尽管我们这个干部是俨如芝麻绿豆的干部，以及我们也失去了国家每个月供养我们的工资，尽管这工资不多，但那是旱涝保收的。内心里不禁透出几分沧桑又几分坎坷的惆怅，喟然长叹。
我们眺望俗称为“英界”的罗湖桥南岸，前方的英国国旗又令我们感到彷徨不安。虽然我们知道那地方就是我们即将前往的和神州大地截然不同的香港，但是我们对香港的认识却极模糊。我们只是从传媒和传统的教育中知晓，香港是在百年前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掠夺走的并且现在依旧由英国人管治的地方，我们还知道香港是西方国家的特务基地、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罪恶深渊的地方。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我们感到疑惑不解（实际上长期以来就疑惑不解），为什么令人感到恐怖又陌生的地方却有很多人争先恐后想走过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而偷渡过去。我仿佛感到罗湖桥上有个令人难以看透的帘幕挡住了我们向南望去的视线，从而令我们对罗湖桥的南岸的真实情况不甚了了，讳莫如深反而令人有股神秘感。
边防人员验毕我们的通行证，一家三口便在罗湖桥上不慌不忙走过去。我震惊，罗湖桥怎么这样沉静？在桥上竟只有我们一家三口在走动，别无他人。我惊异，我们只用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走完了罗湖桥。我和妻子不胜慨叹，为了走这百米左右的罗湖桥我们竟花了足足四个小时，因为那是的时间已是下午一点了。
我们按着路标来到写着“香港公民入境事务处”的牌子的平房里，乍然抬头一望竟看见一个不大的女人肖像挂在墙上。女人是个老年洋人，头戴皇冠，端庄又华贵。我的小女儿当然不知道这位洋女人是谁？可是我和妻子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感到特别不习惯而别扭，其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了对着一个很大的慈祥老人肖像并对着肖像不停振臂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差别和转变着实令我们感到非常不适应。
在狭窄的平房里，我们焦急寻觅办理入境事务和检查行李的地方，上午我们曾有过经验，因此不容拖延。正当我们懵懵懂懂往四周张望时，一位身穿深蓝制服，肩上，领子上和胸口前有闪闪发光徽号的女入境处官员走到我们跟前，令我们吓了一跳，因为我们都没见过穿这种制服的官员，同时我们生怕会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我的小女儿却躲躲闪闪在我身后。倏尔，我们又发现女入境处官员的脸容并不冷酷，而是很和善并露出甜美的笑容，这令我们深深地舒缓了口气。她笑盈盈并引领我们到办理入境事务的柜台，这又令我们感到很意外、喜不自胜。我妻说，入境处男男女女的官员不仅和善，同时制服也很悦目。她又说，他们的制服必定是名家设计的且都是度身定做的，否则不会如此庄重又贴身。我不置可否，但我不停琢磨，为什么罗湖桥南北两岸的短短距离中，两岸的海关关员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但是他们对待“初到贵境”的人的态度上会大相径庭？一边是平易近人而令人感到亲切，而另一边是冷若冰霜而令人感到生畏？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不得而知。
我们无需检查行李便办理好了入境手续。
一位约三十来岁，留着长发（当时我看见留长发的男人感到挺怪异的），一身便装，但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的男人走到我们跟前。他用很蹩脚的普通话对我妻子笑笑说，请你和孩子在这里稍等。他又对我说，请你跟我来。我打了个突，暗忖，糟了，我终于被港英当局的特工“逮”住了。事后我妻子对我说，那是因为你太像读书人，所以那位特工便把你“逮”住了。这点我不否认。
我和特工在简陋的小房间里面对面坐着，其实整个入境处就很简陋。特工仔细翻看我们的通行证，我却目不转睛凝视他身后挂着的偌大的但仅仅覆盖三点要害的泳装洋女模特儿大像。由于首次看“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性感洋女大像，因此非常好奇，并且还令我有想入非非的感觉。我很难理解，这位洋女模特儿的泳装为什么用料这样少？不会为省布料吧，据我所知在国外是没有“布票”这一说的。我很担忧万一她有较大的动作，她的豪乳有即刻蹦出来的危机。倏地，我猛然又一想，她又不是我的什么人，况且是洋人，我为什么要为她担忧呢？兴许是她故意要这样的，而我只是个少见多怪的乡下佬，我真是多管闲事。正当聚精会神凝望美妙的洋女大像时，我乍然又想起保卫科负责同志对我说的话“要坚持原则”。我揣测，莫非是特工想色诱我？我必须提高警惕。
特工就像和我聊家常似的，问我在香港有什么亲人，在国内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要申请出境到香港等等。接着，他请我抽他的香烟，我说我自己有。他看见我手中的“凤凰牌”带滤嘴的香烟就说，你的烟抽了会咳嗽，我的不会。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我惟有抽了他的一支。以后我知道他的香烟叫“万宝路”，美国香烟。其实我根本抽不惯他的香烟，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说他的香烟抽了不会咳嗽，有这样神奇么？
特工突然拿出一张我所在城市的地图，危然正襟要我指明我原来单位的所在位置。他像算命先生盯着我问道，你们单位有什么大字报？我打了个冷战翻然憬悟，原来他请我抽香烟是“糖衣炮弹”，他现在开始要盘问“正题”了。由于我对“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教导依然记得，因此油然而生“李玉和雄赳赳赴鸠山的酒宴”的气概，没有一丝一毫的怯场。
我说，我们单位没有大字报。
他感到惊讶，怎么可能？
我说，当然可能，因为没人写大字报了，所以就没有大字报。
我们默默相对了片刻。他突然拿出一张报纸说，新闻里说大街上有大字报，说的是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他再次感到惊讶。我又说，这样天寒地冻的天气里站在大街上看大字报会冻僵的。
他搔头摸耳又问，难道上班时你的同事们没聊关于大街上大字报的事？
我说，由于我没兴趣也不爱八卦，所以我从来不听也不聊这些事。
事实上我说的是实话。我确实没有在大街上看大字报的习惯，因为那是活受罪的玩意儿。我也从来不爱聊大字报，因为我非常厌恶无休止的政治运动。
他又问，下班以后呢？
我说，下班以后我要到菜市场买菜，到托儿所接孩子，回家做晚饭，吃过晚饭看一下电视，然后睡觉。我还强调电视里的节目我们都不爱看，我的孩子甚至连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都看腻了。
由于我说得干净利落，所以特工无可奈何。这是我从他的表情看出来的。他虽然“盘问”我，但我觉得他很幼稚可笑，因为他根本找错人了。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他对我笑笑并道了一声谢反而令我感到莫名其妙。
我们只花了二十分钟便办妥了入境手续，来到香港罗湖火车站，这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我和妻子惊奇万分，罗湖火车站怎么小得犹如内地只有慢车才停而快车不停的小火车站？而售票处竟像个小亭子？一阵香喷喷的气流扑鼻而来令我们饥肠辘辘，原来不远处有个卖粉面的大排档。这时我们才想起我们有六个多小时没进食任何东西了。我和妻子感到惊讶，小女儿竟在这一段时间里不曾对我们说过肚子饿或口渴。由于火车要等半个小时后才到，所以我们便在大排档里先填饱肚子。火车来了又令我们惊奇万分，香港的火车怎么像个古董火车？车厢分“冷气”、“头等”、“普通”等级，我们坐“头等”。虽然“头等”车厢不是想象中的“头等”，因为坐位是硬木的，但是车厢里却很干净并且井然有序。
火车轰轰隆隆开动了，其实火车的车速并不快，但是车厢晃荡得很厉害。才走过两个站，小女儿突然雀跃不已，她看见窗外很招摇的旗帜以为是节假日时游园的装饰。我和妻子定睛一望，目瞪口呆。我们做梦也做不到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青天白日”的旗帜的景观？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如果在罗湖桥的北岸那是要枪毙杀头的。实际上过去我们也没真实看过这样的旗帜，我们只是在战争故事电影中看见过。我们所看到的必定是破烂不堪，倒在地上，且只有短短的几个镜头而已。后来听说，那个飘扬着旗帜的地方是过去溃逃到香港的国民党兵的村落。在香港不止这一个村落。
火车上，一个女报贩托着的各式各样的中外报纸和杂志令我眼花缭乱。我纳闷，香港不过是六百多万人口（当时）的城市，充其量也不过是内地的中等城市而已，但这弹丸之地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报纸和杂志？我过去生活的所在城市是大城市也不过仅有两三份报纸而已。我还记得人人都不爱看大报却热衷于看小小的“参考消息”。我目不转睛凝视一本很精美的英文杂志，封面是个标致的洋女模特儿，就仿如那个特工小房里挂着的。妻子生怕我买那本杂志，我很理解，因为一个妻子担忧她的丈夫在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会有出格的行为是不足为奇的。其实，我怎会买那杂志呢？因为它的价格昂贵得令我咋舌（价钱记不得了）。女报贩似很了解“初到贵境”的我们，她满脸笑容问我们要“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的报纸又令我们感到十分惊讶。我和妻子唧唧咕咕并沉思了片刻，我们坚决不看“右派”报纸，因为“右”字对我们依旧心存恐惧。但是我们也不看“左派”报纸，可能没意思。还是挑选“中间派”的并且“参考消息”经常转载的报纸比较合适。我们在车厢里翻阅报纸，当然不能细看，只能看大小标题而已。我们再次感到惊讶，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原来我们热衷看的“参考消息”的内容只是世界的冰山一角而已，况且它是通过精心筛选和编辑过的。我们蓦然感到原来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就恍若“坐井观天”。当我们看完一位专栏作家的文章不仅再次感到惊讶，简直感到震撼。我想，如果这位专栏作家身处在罗湖桥北岸的话，我敢肯定他必定会被劳改至少三次，或许他将一生在劳改农场里度过。
第二次跨过罗湖桥
我们曾忧虑难以适应香港的环境和生活，事实上这样的想法是多余的。我们能听我们愿意听的，我们能看我们愿意看的，我们能做我们愿意做的，我们的付出能获得合理的回报，况且这里的物资很丰足，我们怎会不适应？虽然我们每天营营役役要为生活而忙碌，不言而喻，这样的生活要比在内地时劳累得多，但是我们却感到这样的生活比过去浑浑噩噩的日子过得要畅快并充实得多。
一家三口不知不觉平平安安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某个星期天上午，天很热，我只身北上深圳。这是我自罗湖桥的北岸移居南岸的香港以后首次踏足罗湖桥。虽然我去的目的仅仅是为寄两套运动服给亲友而已，并且曾打听过关不会有问题且无需打税，但是我总感到心虚。
我顺利地过了“英界”来到罗湖桥南岸。过客们不再走以前的铁路桥到北岸的“华界”了，而是走新盖的行人桥。当我走过热烘烘的行人如鲫的罗湖桥来到北岸的深圳边防检查大楼（过去是平房）后便不那么顺畅了。因为我们要在又热又闷的房里排长长的队等待关员同志们的检查。我汗流浃背不知排了多长时间，终于轮到检查我了。我记忆犹新，检查我的关员同志是一位留着小平头的年轻男关员同志，而在我身旁正在接受检查行李的是一位香港师奶（少妇），她由一位女关员同志检查着。
“这是什么？！”女关员同志满脸愠色，怒斥香港师奶说。我吓了一跳，而香港师奶吞吞吐吐无言以对，直冒汗。我瞥了一眼，原来香港师奶带了一小塑料盒印有“东北吉林长白山特产”的精制鹿茸片没有向海关申报打税。我暗忖，这位香港师奶怎么敢如此斗胆想蒙混过关？可是我一直很不解，为什么国产物品要打税？该打税的应是舶来品才对，全世界都是如此，或许这是我国的特色。
“到小房去！”女关员同志声色俱厉命令香港师奶说。我发现香港师奶的脸色霎时变得煞白。我虽然说不上有什么行李，然而我看见女关员像呵斥小狗般的情景也惶然不安了。
由于我带的物品很简单，小平头男关员同志把塑料兜顺手一倒，再对运动服东摸摸西捏捏就算检查完了。小平头男关员同志自始至终板着脸，黑口黑面的没有一丝笑容，仿佛我欠了他什么的。他把我的“回乡证”丢给我。不知怎的，当我准备把“回乡证”放进我的上衣口袋时，我的三十元人民币却很不听话蹦了出来。我这三十元人民币是我首次出境时蒙混过关塞进袜子里的，是准备把它当邮资用的。小平头男关员同志倏尔色容励肃瞠着我，旋即把人民币攥在手中掉头就走。正当惴惴不安之际，小平头男关员同志把一张纸条扔给我并要我即刻离去，因为他们实在太忙碌。我边走边看条子，原来是没收我的三十元人民币的收据。我怪异地笑了起来，原来我真的欠了他的，真是“天网恢恢”。不过我还是感到很庆幸，因为小平头男关员同志没把我像那位师奶那样拉进小房里。
我在检查大楼里兑换了少量的人民币并东张西望找邮寄的地方，我想，如果把运动服的包裹交给邮局后便即刻从罗湖桥的北岸往南岸走去打道回府，不想再多待一刻。可是我没找到邮寄的地方却遇见了那位香港师奶。她一脸愁容对我说，她那值港币六百多元的鹿茸片被没收外，她在小房里还被女关员同志强迫脱下所有的衣着并要她做跳跃的动作。她的话骤然令我大为震撼，毛骨悚然，幸好我没遇到这样的遭遇。她又说，女关员同志又从她的乳罩里搜出四粒花旗参。我说，我也被没收了三十元人民币。她说，你的三十元人民币算得什么？她一脸沮丧，说她老公是打工的，哪有那么多钱再打税？况且这些药品是给乡下至亲的老人用的。我安慰她，反正我们都做错事了，无话可说。我不该把人民币带出境，你不该逃税，更不该把严禁入境的花旗参带进来。我打趣又说，实际上我们都犯法了，如果我被当作扰乱金融市场的坏分子，你被当作走私犯都被抓去劳改，怎么办？她噗嗤一笑，你别吓唬我了，有这样严重吗？接着，她叹了一声，以后如果不是非常必要，我不想再到这里了。
我找到了邮寄物品的地方。虽然是临时邮局，但和一般邮局一样都书写着“人民邮局”和“为人民服务”的几个字。一位邮局女同志坐在那里，而且没有长长的队伍，这令我心中大喜。
我用白话对正在数钞票的邮局女同志说要邮寄包裹，但她低着头不吱声。我再次用普通话对她说，她依然低头不吱声。我想，或许她正在数钞票，怕数错了才不吱声。我等她数完一沓钞票再问她，她依然不吱声，甚至头都懒得抬一下。她的冷漠和对我的冷落让我勃然大怒，火冒三丈，心想，她为什么充耳不闻？她为什么这样麻木不仁？她怎么“为人民服务”的？难道我不是“人民”？如果是过去，我完全能容忍被人冷落，因为过去我就曾在菜市场见到过卖猪肉的同志，在百货公司遇到过女售货员同志，在小饭馆碰到过女招待员同志，在公共汽车站撞到过司机同志，在某单位的大门口赫然看到“今日政治学习，停止办公”的告示而传达室正在打盹的老头同志……他们个个都像那个邮局女同志那样既麻木又冷漠。由于司空见惯了，所以我养成了具有容忍的胸怀。可是我移居香港才几年，我竟然无法容忍被冷落了，我容忍的胸怀仿佛已荡然无存了。我想，如果她是海关关员同志或许我会怕她，因为我怕她不给我出境。如果她是公安同志我也会怕她，因为我怕她把我拉到公安局。如果她是边防军，不用说我一定更怕她。可是她是邮局女同志，我怕她什么？怕她个球！我猛然拍了下桌子大声叫，她也猛然抬起头并火眼金睛瞪着我。我没料到她的脸容竟比我的凶神恶煞的脸容还要凶神恶煞。她厉声喝道：“午饭时间！”我看了一下表是十二点半，幡然醒悟，原来是我搞错了。我当“国家干部”的记忆依然没遗忘，午饭时间和午休时间以及政治学习时间是雷打不动的。
我悻悻然走出检查大楼先解决午饭问题，下午两点钟过后再说。我朝北向四周眺望，我发觉除了近处多了不少矮小的房子外，火车站和荒凉空旷的地方依旧如故。我想，或许到火车站消磨“午饭时间”好些，因为我怕把苍蝇咽到肚里。当我向火车站走去时，霍尔一股恶臭扑鼻而来，顿然令我要作呕。原来恶臭是从一列的敞篷货卡车飘过来的。我听到猪的叫声，原来是满载猪只的一列敞篷货卡停留在火车站附近。我听人说过“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这句话。坦诚说，我不仅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外，我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时还喂过几十只猪呢。但是我从未见过在火车站有如此“壮丽”的景观和臭气熏天的恶臭。我捂着鼻子边走边想，今天我怎么会这样不如意呢？我为什么会遇到黑口黑面的小平头男关员同志呢？我为什么又会遇到令我无法容忍的邮局女同志呢？我又为什么会闻到几乎要把胆汁呕吐出来的强烈恶臭呢？我想来想去，原来我移居到罗湖桥南岸才几年竟完全不适应罗湖桥北岸的环境和生活了。我又想，既然过一次罗湖桥如此艰辛、受气和担惊受怕，我干嘛要过罗湖桥呢？我突然想起那位香港师奶说的话感到有道理，如果没有必要，我也和她一样不想再过罗湖桥了。事实上在以后的一段很长的岁月里，我没再到过罗湖桥。
第三次跨过罗湖桥
光阴荏苒，似水流年。我很多年没过罗湖桥了，坦白说，我根本不想去也害怕去。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香港回归以后，罗湖桥的南北两岸变化十分之大。或许是我和妻子曾经历过昔日的落后、愚昧、僵化、令人窒息的年代，因此格外珍惜现在。由于罗湖桥北岸的建设和神州大地的其它城市一样日新月异、物资供应又充足并且消费比香港廉宜，所以过罗湖桥到深圳反而成了我们的好选择。尽管如此，可是每次踏进罗湖桥的北岸时我们还是有少许顾忌的，主要是怕被坏人打劫和买到劣质假货。
每每走过罗湖桥时经常会给我带来不少的感慨和感受。
我乘香港到罗湖的电气化火车很快就到了罗湖站。罗湖站已不像当年仿若只有慢车才停的小站了，鸟枪换导弹了。火车站有宽敞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大堂。走过大堂就到达出境的关口。我经常在那里四周张望。我想起当年在“英界”时有英国旗在飘扬，有戴着皇冠的洋女人正在含笑的肖像，还有“盘问”我半个小时的特工。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切令我不禁昂然而笑。
我畅行无阻来到罗湖桥的南岸，宽敞的罗湖桥人潮如鲫。新的行人大桥实际上是个封闭式的架在深圳河上的通道，日晒不到，雨淋不了，还有充足的冷气。我曾在桥上眺望，我们原来通过的铁路桥就在西边的不远处显得很渺小，不胜慨叹。
我曾在罗湖桥上看见到香港旅游的内地旅行团而深有感触。我想，如果没有神州大地惊天动地的变化，罗湖桥两岸怎么可能会有巨大的变迁？如果没有罗湖桥两岸巨大的变迁，内地的同胞怎么可能轻易走过罗湖桥？
我走过罗湖桥来到北岸，过关的大堂更宽敞。过去我们要挨个接受检查的场面没有了，只有个别人可能会被抽查。我基本上没再遇到冷若冰霜，黑口黑面的关员同志了。如果我遇到彬彬有礼的关员同志，我内心会感到很欣慰。
无论我从罗湖桥的南岸到北岸，还是从北岸到南岸，一般情况只需花十五分钟左右（这是对香港人而言的，并且不是节假日）。想起我首次和妻子、小女儿过罗湖桥时竟要花上四个小时的漫长时间，我不禁怪趣地笑了起来。
我走出边防检查大楼，眼前显现的是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观。北边远处是五星级的“香格丽拉”大酒店，西边是宏伟的深圳火车站，东边是香港人必到的罗湖商业城，而眉下是偌大的广场，广场地下是深圳地下铁。每每走过这些地方就会令我想起坑坑洼洼的荒凉空旷地和众多的矮小平房，特别是想起那个令我难以容忍的臭气熏天的强烈恶臭大卡车，我不禁捂嘴而笑。
有一次，我遇到刚从香港旅游回来的一对内地年轻夫妇。这对夫妇如数家珍对我侃侃而说，他们去过海洋公园、迪斯尼、浅水湾、赤柱、乘电缆车到山顶的凌霄阁、沙田马场、星光大道、金紫荆广场……甚至还到“黄大仙”求签呢。我呵呵地笑，没想到他们游览了这样多的地方，其实不少地方我都没去过呢。他们又说，他们是由于好奇想看看曾经被英国人统治了百年的香港到底是什么模样，然而感觉到的是香港只有新鲜感而无神秘感。还说，内地大城市的发展和香港其实是越来越接近了。对于他们的话我不置可否，因为他们不知道过去罗湖桥上曾仿佛有个帘幕把南北两岸分隔开。现在帘幕不存在了，何来神秘？况且现在的他们已不似当年的我是“坐井观天”的人了。不过，香港和内地大城市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因为香港是实行“一国两制”的社会，体制不同。（王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