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关于中国经济特区成败的辩论与抉择
王 硕
八十年代中期海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特区成败的大辩论，是继八十年代初党内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办经济特区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经济特区有没有变成新租界的讨论之后，又一次影响深广的思想交锋。这一时期，是闻名遐迩的“八十年代看深圳”承上启下的一环。大辩论及其抉择对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产生了实际影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
海内外质疑和国内经济紧缩下的特区
邓小平1984年初视察深圳特区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决定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区被树立为典范。党内的不同意见表面上看一时烟消云散。有香港学者指出，深圳从一个小镇，“一下子四、五年间，便一跃成为发展潜力极强的中等工业城市。假若全国其他地区能够仿效深圳成功经验的一二，全国工业和经济的增长将会是极其巨大，不待世纪末便可全国总产值翻两番了。”这是中央“在沿海城市推行深圳化的政策主要原因。”在国庆节天安门巡游中，深圳和蛇口两辆彩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84年底，国务院主要领导在视察深圳时指出，“你们地方不大，但作用很大，影响很大，任务艰巨，你们是尖兵，是开拓者。”深圳特区的声誉达到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
身为对外开放排头兵的深圳特区之何以为特区？中央和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作出解释，简言之，是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海内外媒体对此广为宣传。谷牧没有明确说明这几个“为主”究竟是已经实现的一种状态，抑或是特区长期的发展指针，这为不久之后爆发的大辩论埋下了伏笔。香港学者陈文鸿在1984年8月完成的《深圳建设资金来源的一个初步考察》一文，开始对深圳特区有没有达到谷牧所说的以出口为主、以外资为主等问题提出质疑，进而提出了特区政策值不值得推广到其它沿海城市的疑问。
风光无限的1984年国庆节甫一过去，市委常委会会议就出现了特区赚了内地的钱的议题。在1984年12月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上，再次出现特区赚了内地的钱、深圳特区拉长基本建设战线、特区卷入海南汽车走私案等非议。这显然不是寻常人的不同声音。如果不碰上1985年中国经济紧缩年，这些异议都不算大问题。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央经济工作出现明显失误，全国消费基金增长过猛，信贷投放规模也过大。同时，利用外汇进口内销牟利的暴富效应喧嚣一时，以致1984年第四季度和1985年第一季度，全国外汇储备急降约1/3。这些问题引起国务院高度警觉。（1）1985年的中国经济形势一开局就扑朔迷离，作为改革开放风向标的深圳特区面临各方面质疑。
香港学者陈文鸿一文惊天下，他在香港《广角镜》1985年第2期发表了“深圳的问题在那里”一文，直陈深圳特区没有做到广为宣传的以工业为主、以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将深圳经济问题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并作出结论：
深圳的繁华，基本是依靠特区的特殊经济政策，以进口商品和物资来赚取国内市场的钱，与原来的构想、要求背道而驰。假若深圳的实践真的对沿海开放城市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个参考主要是教训，不是成功的经验，以及深圳在未来日子能否真正地研究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文章在海内外激起强烈反响。辩论主阵地《广角镜》杂志连续几个月开设特区问题论战栏目，倍受瞩目。应当说，这是一个善意的辩论场，观点有对立，但没有彼此攻击的火药味。辩论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比如，“陈文只从产值及外资等的统计数学去衡量特区成败，忽略了社会利益及社会成本的计算，更没有谈到深圳在中国开放政策的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用官方所定的“三个为主”目标，作为衡量的准绳，以一个长远的目标去评估短期（五年内）的表现，有欠公允。尤其是这一长远目标本身亦是一倚变数，随特区经济体制的演化而调整。”论战中屡被提及的几个“为主”问题，早在1981年中央27号文件已初步提出，但这需要长期实践来实现或完善。1983年底至1984年间，把深圳特区建成自由港的构想引起谷牧等人重视。谷牧于1984～1985年初在北京的三次大会上谈到特区建设方略，大致是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内外结合型经济特区，没有明确强调以工业为主。（2）1984年11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深圳视察时也认为，深圳特区经济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一时还很难讲。他结合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强调说，特区不要搞产品内销的来料加工，要注重搞外引内联，利用国内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搞产品出口创汇，争取外汇平衡。1985年2月，谷牧在深圳特区座谈会上进一步简化了特区发展方略，提出在三年内把深圳建成一个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经济特区，他还郑重提出了“深圳特区的成败”。成败这样的提法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形势所然。由于经济局势不明朗，这次会议设定具体目标较多，主次难分，在工作部署上难以痛下决心。谷牧还指出，“海南岛倒卖汽车的问题，都程度不同地牵涉到了几个特区”，“引起了外面对深圳的责难也比较多。这一段责难你们的呼声高了，其中也包括一些不是你们干的事情，记在你们的账上了。因为你们是特区的代表嘛。”（3）1985年3月，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在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对港澳记者说，“说它（特区）赚了国内的钱，这也是事实。它大概三分之一是外向的，三分之二是内向的。如果它能够做到三分之二是外向的，三分之一是内向的，这个特区就完全站住脚了。……大概还需要几年时间，它才能全部完成这个转化的工作。……它就能够真正依靠它本身的出口赚取外汇，而不需要国家赔外汇进去。”一个月后，姚依林到深圳视察时指出，特区基建规模要压缩，生产发展速度也要降低，以便渡过难关。他在蛇口工业区考察时说，“特区的经济发展，光靠国家长期‘输血’来维持是不可能的，现在要果断地拔掉‘针头’”。这番谈话传至香港，舆论哗然。
国务院于1985年先后四次召开全国省长会议，采取了外汇管制、控制信贷、压缩基建等举措，对经济工作进行整顿。深圳特区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搞基建，其比例在1984年就上升到了44％，此外，内联投资和深圳自筹资金也有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一旦全国从1985年4月起“一刀切”紧缩银根后，特区如火如荼的基建工作立刻面临很大困难。此外，一旦外贸权限上收，特区商业很快由盛转衰。
应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带队于3、4月间到深圳进行调研。刘国光提出，深圳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外向型的，以先进工业为主，工贸并举，工贸技结合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比，深圳特区的外向程度应更高一层，这是关系到特区的前途和中央举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意图能否实现的大事。特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建立特区到目前，是奠基阶段；从目前到1990年前后，是开拓阶段；从1990年前后到世纪末，是提高阶段。1985年6月上旬，深圳市委、市政府举行学术座谈会，与会者有宦乡、刘国光、孙尚清、周光召、侯自强、蒋一苇等，于光远委托专人转达了意见。与会者对刘国光等撰写的《深圳经济特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报告》给予肯定。
辩论高潮与中央新决策
1985年6月5日，邓小平约谷牧谈话，听取关于特区工作的汇报。6月29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在拜会邓小平时说，他们在深圳访问时看到了一片朝气蓬勃、全面发展的兴旺景象。邓小平说：
深圳经济特区是一个试验，路是否走对，还要看一看。总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搞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这个试验是课本上没有的。
同年7月15日，邓小平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乔治·迈克尔·钱伯斯一行。钱伯斯谈到他离开北京后还要到深圳参观，邓小平说：深圳经济特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试验。现在看来，我们原来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发展是很快的，但这毕竟是一个试验。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不过，特区开始才三年多一些时间，再过三年总会找出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两次谈话在海外激起很大反响。海外媒体刊登了一系列关于深圳的文章，怀疑和挫折感充斥其间。比如，1985年7月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深圳经济特区的挫折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苦恼》；1985年7月29日，美国《美洲华侨时报》刊登《深圳试验得失的评估》；1985年8月1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中国深圳：放任自流的贸易和社会弊病》；巴西《阅读》、英国《东亚经理导报》也刊登有关评论文章。香港《信报》还针对深圳特区发表“十二评”，不乏讥嘲。1985年7月，各种非议达到了最高潮。
深圳领导人于1985年7月先后三次邀请香港人士座谈，为特区辩护。梁湘还在《深圳特区报》发表文章，反驳有关特区“输血论”、“特区赚了内地的钱”等非议，并坦承要把特区建设成为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经济特区，还要走很长的路。7月15日，谷牧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政府将优先支持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中基础较好的上海、天津、大连、广州四个城市，其它城市放慢同外国签署合同的步伐。7月下旬，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团访问深圳特区并赞扬变化很大。8月初，邓小平在北戴河同竹入义胜所率访华团 讨论特区问题时说：
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不过，听说这方面有了一点进步。
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议论，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
同年8月中旬，台湾首次举办以大陆改革为主题的大型研讨会。有与会者认为，“中共的经济改革尚在试验阶段，不是没有问题，但恐怕也会慢慢进步。不能以为他们一定搞不好而自我陶醉，否则将是致命的错误。”
陈云在1985年6月的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和9月的全国党代会上，批评一些共产党员“一切向钱看”、不顾国格人格的现象，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梁湘在为特区辩护时也强调，“对于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不义之财比如开办赌场，深圳一分钱也不赚。”同年10月，邓小平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组织的美国企业家访华团时说，“有人说我们不应该开窗，因为开窗会让苍蝇分进来。但是我们说，打开窗子，呼吸新鲜空气，同时对付苍蝇。”
邓小平的8月谈话为深圳特区尽快转向以出口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下了最后决心。同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刘国光署名的“深圳特区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深圳特区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阶段”文章，提出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的具体指标和步骤。9月，全国党代会通过的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指出，“经济特区要在继续积极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逐步做到生产以外销为主，力争给国家多创外汇。”11月，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特区发展外向型工业座谈会，为即将召开的1986年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作准备。12月中旬，广东省第二次经济特区研讨会在珠海召开，与会者积极建言献策。同月，广东省委常委会还专门研究特区工作。
全国党代会之后，由于中央和广东省进一步压缩信贷、控制外汇和实施进出口许可证等，给深圳经济活动带来巨大影响。商业极不景气，反映在旅馆业上，平均住房率只有20%，甚至更低，最景气的宾馆住房率也只有40%至50%。工业生产也受牵连，出现厂房卖不出去的现象。到1985年底，有关部门下达“特区不例外”的文件已有41个，特区很多特殊政策权限缩小甚至被取消。谷牧在1988年退居二线之前的一次谈话中表示，“特区不得例外”是当 时“实在有困难，混不过去才这样写的。”
深圳经济调整的重中之重是基建。1985年初的深圳基建工作会议确定年度目标是完成投资25亿元，比1984年增长60%。1985年6月和9月，国务院先后召开年度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国省长会议，研究如何压基建。在6月会议上，赵紫阳与梁湘商定了基建指标，即1985年要保持1984年16亿元的量。虽然梁湘在部署1985年下半年工作时，已经表示要压缩基建规模，实际上，从他后来的一系列讲话和行动看，并不执著于此。梁湘内心应该是并不认为深圳基建规模过大过快，相反，特区基建仍是改善投资环境的最优举措，大搞基建与发展外向型经济并行不悖。截至1985年6月，深圳基建完成量为46亿多元。到1985年底，已累计达60亿元左右。1985年下半年，国务院特区办公室顾问张根生等人到深圳调研后，写了一份报告送呈赵紫阳，赵紫阳批示：告谷牧同志，这个报告我粗看了一遍，后面的意见我是同意的。“后面的意见”，就包括深圳基建规模太大了，要压缩控制。深圳领导人应该没有获悉这一情况，在1986年初特区工作会议前夕，把1986年度基建预计量进一步提高到近40亿元。1985年12月，梁湘在北京向中直机关近八千名司局级以上干部汇报特区工作时，不足之处讲了五点，唯独没有提到基建。如果联想到即将召开的特区工作会议以及谷牧对深圳工作罕见的严厉批评看，梁湘这时与上级的确是缺乏有效沟通。
身陷困局之际，深圳特区留下了不少遗憾。比如，酝酿有年的在深圳创办中国实验大学一事，此事先已得到邓小平同意，并被邓小平视为深圳可以办的两件事情之一（另一件事是兴建核电站）。该大学由梁湘和国民党元老陈济棠之子陈树柏筹划，因1985年经济形势大变而夭折。陈树柏至今引为憾事。在1985年论战中，深圳特区货币发行问题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发行特区货币最开始是1981年提出来，1984年邓小平、陈云表示支持发行。1985年经济形势大变，发行工作中止。中央的最后表态是“缓行”二字。特区货币发行与否，始终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资引进的实际影响有内在关系。随着人民币汇率持续调整，引进外资和出口贸易不再受到大的影响，特区货币后来已经没有考虑的必要。
80年代的深圳特区有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对外是一个整体，内部则分为深圳和蛇口工业区两块。蛇口名义上隶属于深圳特区，是深圳市一个行政区，实际上蛇口工业区相对独立，拥有一些市级权限（1984年，经中央同意，确定这一框架）。在改革开放上，袁庚主导的蛇口工业区锐意进取，不让深圳分毫，两者的纷争不断上报广东省和中央，两雄竞秀。在1985年针对特区的各种非议潮中，蛇口工业区可谓白璧之身，不仅一直坚持做到“三个为主”，而且引进工作确立了“五不引进”原则（即产品争出口配额的不引进、来料加工的不引进、补偿贸易的不引进、技术落后的不引进、污染严重而无法解决的不引进）。同年9月，广东省委总结为“蛇口模式”并在珠海和汕头特区加以推广。在深圳特区饱受非议之际，这种对比极其鲜明。
国内经济政策再度调整下的特区新局面
1986年春节之前，谷牧在深圳主持召开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问题。会议提出，特区要从前几年铺摊子、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方面来，特区产业结构要以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工业为主，工业投资以利用外资为主。参加会议的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广东、福建两省和国务院29个部门的负责人。会议提出“特区是全国的特区，全国支持特区，特区服务全国”口号。深圳特区在引进外资遇到困难之际，更多的期望依靠国内支持，建立和发展特区外向型工业体系。
谷牧在会上坦承自己在1985年初对压缩基建没有多讲。这并非失误，因为当时的环境还没到这一步。谷牧批评深圳领导人，“在过去一年中，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改革，加强管理，改善企业和职工的素质和提高经济效益这些方面，没有奋力‘爬坡’、‘上楼’，仍然在铺摊子、扩大基建规模。”会后，深圳以“壮士断臂”（袁庚语）的决心来解决压基建问题，基建项目砍掉1/3，停建、缓建804个项目，18层以上高楼停建51幢，共压缩基建投资25．7亿元，宾馆入住率低，情形萧条。深圳经济增长几乎跌入历史谷底（参见下表）。国内外一时出现不少“特区试验失败了”的言论。 由于国际上出口加工区处境日益困难，国外一些人认为办特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并对中国特区前景持怀疑态度。谷牧持否定看法，认为“我们办特区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同他们不一样。我们有辽阔的后方作依托，有十亿人口的国内市场可周旋，我们的特区要起‘窗口’和‘枢纽’的作用，这一些统统是外国的经济特区所没有的。因此，不能说世界上特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特区就办不好了。”袁庚对谷牧的看法表示赞同。1986年5月，袁庚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雄辩指出：
中国改革正走向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而进入这种模式就会不可避免地借鉴资本主义的若干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植入一些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经济特区，便可继续进行有益的试验，直至摸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经济模式来。有人说，随着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开放和内地全方位地迈开改革与开放的步伐，特区的试验性作用已经下降或消失，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刚刚起步，它所涉及问题极为广泛和复杂，我甚至觉得，在“七五”期间，蛇口作为试管的作用不但不会减弱，反而范围会更广、程度会更深，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试验更具有挑战性。
袁庚在分析东西方工业和香港近二十年快速发展的态势后判断：
东方则完全有可能通过发挥自己的优势，凭借以先进科技改造过的传统常规工业为舞台，上演一出“后来居上”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来。……从世界全局和长远来观察问题，我对经济特区未来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腾飞充满信心。
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问题。1985年刘国光提出三个认定标准：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外资在整个工业投资中达到50%以上；产品以外销为主，出口的特区产品应当逐步达到占特区企业生产的商品产值的70%以上；进出口贸易的外汇收支要平衡有余。有学者认为，“如果单以产品能外销、外汇平衡作为外向型经济的唯一标志，那末，特区搞“三来一补”，外向型是容易达到的。”“但这只是一种低级外向型经济模式”，“不能真正发挥特区的“四个窗口”和“两个扇面”辐射的枢纽作用。”1986年的特区工作会议重申1983年中央关于提升特区产业层次的精神，提出特区产业结构以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工业为主。实际上，西方国家一直限制高科技输往中国，日本更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前往深圳投资的以港商为多，投资项目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于是，特区发展先进技术工业只能暂时成为一个次要问题。
1986年下半年，日元、台币相继升值，港币相对贬值，大量订单涌进香港，带动深圳经济繁荣。1987年初，深圳市政府就“三来一补”引进工作，提出“一要发展、二要提高”的指导思想，市一级下放审批权力。“三来一补”曾经因为引进的技术水平偏低而受到非议，“在艰难的经济形势下，深圳很快意识到，采取何种对外经济合作形式，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不能进行简单类比，而要根据自己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需要，于是采取了鼓励‘三来一补’发展的政策”，使1986年此项创汇比1985年增长89.4%，1987年又有进一步发展，发挥了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1987年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深圳出口额7.25亿美元，基本上做到外汇收支平衡有余；自产工业品出口比重已占工业产值的45%（包括来料加工则占51%）。”据此，邓小平不久之后便作出深圳基本实现外向型经济的判断。
关于特区新阶段的看法。不少文章将1986年初全国特区工作会议这一事件作为阶段性分界。笔者认为，考虑“新阶段”，必须重视一大一小两个条件。小条件是深圳特区自身指导思想转向，大条件是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变化，大条件决定小条件的实现程度。
中国“七五”计划开局头一年的1986年第一季度，各地与深圳特区情况相似，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经济“滑坡”，许多地方和企业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同年6月，经济学家薛暮桥写信给赵紫阳，希望中央不要放弃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此信不合赵紫阳的意图，此后他不再征求我的意见。”同年8月，邓小平视察天津时说：“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薛暮桥回忆录还提到，1988年12月初，赵紫阳曾找他谈话，表示接受批评意见，说最近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薛暮桥则表示不是一年，至少已有三年。邓小平的看法不同。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肯定了1984至1988年的经济加速发展，“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邓小平还批评了不敢放开手脚、过分看重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思想。这是邓小平在苏东剧变之后的政治评价。以历史过程而言，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后，中国改革走了一段弯路，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以此观之，这里面的确有发展模式优选上的意见分歧，值得人们深思。（4）中国发展十字路口的抉择，与深圳特区前景息息相关。伴随着国务院放松银根、大力倡导横向经济联合、追加深圳特区基建指标、照顾特区出口配额和许可证制度、国际经济形势好转等因素叠加，对深圳特区经济复苏极为有利。1986年5月，深圳市政府进一步减免特区企业税费。针对外商投资热情持续冷却的动向，国务院于同年10月出台《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深圳市政府随之给予外商在利润所得税、产品进出口税、土地使用费等方面更优惠政策。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回升。由于优惠政策普惠化，深圳开始有“特区不特”的议论。谷牧不赞同这样的看法，提出特区要创造引进外资的“小气候”，为全国“大气候”摸索道路，还说，“要恢复我们的形象，改变外国人的看法，创造成功的经验。”
1986年12月，新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指出，“特区前六年的建设，应该算是一个初创奠基阶段，也就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应该说是基本完成了。从现在起，特区进入了一个发展新阶段。”谷牧以及一些经济学家赞同这一看法。1987年2月在深圳召开的特区工作会议对1986年特区工作会议成果进行了巩固。1987年7月，香港《广角镜》刊登专文，一开篇就写道，“深圳特区，已经渡过了它的困难时期。深圳，又开始新的起飞和发展了。”这与两年前它率先向深圳特区“发难”以致引发关于中国经济特区成败的大论战情境，已迥然不同。
如何评价1984年秋至1987年初这一段的深圳工作，深圳内部一直有意见分歧。笔者认为，总结1984年秋至1987年初这一段深圳工作，一则绕不开全国改革开放“大气候”不断变化的背景，应跳出深圳看深圳，不能仅仅从深圳一时一地的实践来总结；二则如《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刊发的一篇文章评论指出，“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深圳的建设早在经济紧缩之前已经打下相当坚实的基础，使深圳经济大发展的条件已大体完备。紧缩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整，只是促进深圳的外向型经济迅速成型，把深圳推进了以追求‘成熟’为标志的新的发展阶段。”1988年初，中央主要领导在深圳视察时指出，“我们（对）1980年到1985年的工作是肯定的，1986年到1987年，在那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要把这两段统一起来，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有个连续性。……我说深圳的同志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估价过去的工作如果还有不同角度的话，就用刚才我讲的话统一起来。”这个说法有说服力。
关于特区一度提出以几个“为主”的指导思想，之后还有一些争论余绪。比如1988年1月，人民日报《情况汇编》连续发了三期关于深圳特区的报道，认为“1986年初，深圳市委、市政府以‘压基建、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取代了建特区之初的‘四个为主’”，“使特区经济工作的‘特’字荡然无存。”深圳领导人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报道。1988年名噪一时的《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也有专章认为深圳工作偏离了“三个为主”的正确方向。这一类的责问，与1985年争论一脉相承。笔者认为，1986年特区工作会议之后的深圳，初期是不得已执行了以工业为主，以出口为主的发展思路。1987年形势好转后，以外资为主这一面有显著加强，以市场调节为主这一面也重新得到重视。发展的难题已经转移到如何实现外向型经济的高标准化上面，“四个为主”或“三个为主”的讨论，在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后，已然谢幕了。
辩论之外的深圳政治体制改革
自邓小平1985年提出深圳是一个“试验”之后，从谷牧到广东省委到深圳市委的理解是，特区“试验”不止于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初的全国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到会同志反复领会小平同志关于‘办特区是个试验’的指示精神，……务使这项前人未曾做过的重要试验获得成功。”邓小平于1986年夏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后，谷牧对“试验”有新的理解，指出“确保这项（办特区）改革、开放的社会试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1987年初的特区工作会议上，谷牧又一次强调：“小平同志指出，办特区是一项试验。我们现在可以说，这项探索性的改革开放的社会试验正在逐步取得成功。”但邓小平1987年6月对南斯拉夫外宾的一席谈话，表明他所说的“试验”仍主要是指经济方面。
蛇口工业区的政治体制改革倍受瞩目。从1983年开始，蛇口工业区每两年差额民主选
举一届管委会，每年进行一次信任投票。参加投票的干部群众由1983年的三百多人发展到1986年的二千多人。1986年投票率达84%。此外，蛇口工业区还提倡在宪法范围内的言论自由、民主。袁庚提出：要建立一个免除恐惧的自由的社会，只要讲的话不是推翻现政权，不是反对共产党，不是搞人身攻击，就可以在公开场合上指名道姓批评。蛇口工业区规定，不审查报纸稿件。1985年2月，《蛇口通讯》发表了署名甄明伲的“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的公开信，报纸指名道姓批评领导，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封批评信荣获“1985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作品”。（5）蛇口工业区还有群众性学术团体、民间协会二十多个，这些群众组织可自由表达见解，对决策者形成压力，被称为“压力团体”。《南方日报》刊文肯定了蛇口抓好党风建设的各种民主举措，认为“党风好，带动了社会风气的改变。七年来，蛇口工业区没有发生大的恶性案件，基本上抵制了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深圳特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进行了探索。谷牧在1982至1984年间多次倡议要赋予梁湘“总督权”，初衷是深圳特区在没有具体立法的情况下，事权要集中。邓小平视察深圳之后，形势空前有利。1984年6月，谷牧指出，“总督权”一事几年来没有实质性进展，一方面是上面条条框框干扰不少，另一方面，特区基本上仍沿用了内地管理办法，缺乏主动和创新。在谷牧的促动下，深圳特区拟定出实施方案并进行初步尝试。旋因遭遇1985年初开始的空前困境，特区事权受到压缩，此事不再提及。与此相应的是，深圳人大、政协机构设置多次有反复情形。1985年3月，深圳市委向广东省委报告，拟成立政协机构。广东省委复函指出，“省委意见，根据‘新事新办、特事特办’和特区的机构要高度精简的精神，此事暂不考虑。”这一年下半年，在深圳特区困难之际，广东省委将深圳设立人大、政协机构问题上报中央，中央组织部批复，由广东省委根据宪法和有关文件精神自行决定。广东省委同意在深圳设立人大和政协机构，并于1986年8月致函深圳市委，“迅速设立深圳市人大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力求今年内依法召开市人大会议。”1986年夏，邓小平几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随后，国务院主要领导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你们深圳可以先行一步”。国务院主要领导、谷牧等人认为特区政策是中央直接掌握，立法机关的设立暂缓为宜，得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等人支持。深圳市委后来提出，不搞人大，但要加强决策民主化，得到中央赞同。治理整顿期间，形势又有变化。1990年底，深圳正式设立了政协和人大机构。
《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21日刊发“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轰动一时。1987年1月中旬，新华社播发李灏讲话，强调特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广东省委、深圳市委认为《深圳青年报》刊登的一些文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于1987年2月，连同出现若干问题的《特区工人报》、《特区文学》一起停刊。同年2月，受中央主要领导委托，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视察深圳特区，已六年没回广东、八年没到深圳的他一路上赞赏不断，“看了很受鼓舞，使人眼花缭乱，概括一句话，出乎意料的好。”习仲勋代表中央肯定了省市及时平息资产阶级自由化事件的作法。中顾委常委、曾于1964至1978年期间在广东省担任领导的王首道，于1987年2月在视察深圳时指出，开放不能等同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深圳特区的成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袁庚也批驳了认为开放是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主要原因的观点。
结语：深圳的贡献
邓小平一直关注深圳特区建设。1987年6月，他高度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
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这是邓小平自1985年提出“深圳是一个试验”之后，又一次鲜明表态，使特区领导人深受鼓舞。
陈云很关心特区工作，一度有意到深圳看一看，因诸种原因没有成行，但他曾派秘书等工作人员到深圳了解情况。1986年底和1987年2月，陈云夫人于若木两次到深圳访问。于若木说，“我没有想到深圳这么大，这么漂亮。”“深圳的发展速度很快，对全国很有吸引力。对外是引进先进技术的窗口，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内是转移先进技术的枢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虽然社会上对深圳的看法有些不同，但成绩是主要的。深圳的工作经过调整后，正在健康地发展。”
纵观1985至1987年期间关于深圳特区成败的大辩论与抉择，在深圳建市三十余年从未有过如此充分的思想交锋，这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也助推中央及时调整特区发展方略，进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成果。
深圳在经历近两年的经济调整之后迅速恢复活力，城市经济实力发展迅猛，对国家贡献增大。赵紫阳在李灏1985年到深圳赴任前夕曾表示，深圳经济总量很小，不在意能给国家创多少外汇和财政收入，但是到1986年底就改口了。1987年3月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特区建设“有显著进展”。1987年深圳出口创汇跃居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前十名之列。从这一年开始，中央大幅度调高深圳上缴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的指标。
深圳对中央推进改革开放的决策也有所贡献。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统一”，深圳是国内最好的试验场。报告还提出，要充分发挥特区“在对外开放中的基地和窗口作用。”在中央推行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中，深圳是当仁不让的排头兵。1988年6月邓小平说要在内地造几个“香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谓“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其信心和经验都主要源于治理整顿之前的特区发展史，1985至1987年这一段是浓重一笔。
新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深圳是一个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在广东曾推行“反地方主义”，对中央与地方关系有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谷牧等中央领导人一直强调，深圳和蛇口要为全国体制改革摸索经验而不单纯是把本地经济总量做大。1986年特区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了“特区是全国的特区，全国支持特区，特区服务全国。”深圳度过1986年的经济调整难关，也有内引外联全国襄助之功。
对外开放思想启蒙方面，深圳尤其是蛇口的实践，对内地的震动和影响难以用有形价值来衡量。八十年代深圳特区广开言路、民主决策、营造朝气蓬勃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做法，值得人们缅怀和继承发扬。
注释：
（1）1985年9月，中国举办宏观经济管理讨论会(“巴山轮会议”)，与会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们打了一个比喻，即改革相当于要造一辆性能良好的汽车，经济政策相当于汽车驾驶员，中国1984年第四季度出现了一些失控现象，这并不是对经济体制这辆汽车的改进引起的，而是由于某些具体管理政策不够完善。参见“中国迈向没有先例的有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一文，《世界经济导报》1985年9月23日，第1版。
（2）这三次大会是：1984年4月18日谷牧在北京为老干部举办的报告会、1984年10月30日谷牧在中宣部等单位举办的形势报告会、1985年1月17日谷牧在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的报告。
（3）1985年8月，中纪委调查组公布海南汽车走私事件调查真相，海南从全国高价炒买的外汇中，广东省占81%，深圳有0.8亿美元。总的看，这一问题不属于特区成败辩论热点问题。参见“中纪委等联合调查组发表调查报告 海南岛倒卖汽车问题真相大白”，《深圳特区报》，1985年8月1日。
（4）1984年到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41.3%，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2.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有相当部分是靠大量发票子、靠举借内债和动用结存外汇来支持的。1984年到1988年，累计财政赤字251.6亿元，外贸赤字1337.9亿元，累计增发货币1604.2亿元，仅1988年一年就增发货币679.5亿元。这种情况难以继续下去。同时，工农业比例关系、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关系都严重失调，难以继续支撑。这是开展“治理整顿”的深层次原因。参见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第315页。
（5）袁庚正确对待批评意见之举，不能不使人联想起1978年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对待一篇批评信的情形。1978年9月，广东惠州地区检察分院一名干部，给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措词尖锐。习仲勋闻过则喜。批评信和习仲勋接受批评的信于同年11月同时刊登在省级机关报《南方日报》上，这在全国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