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三洲田起义
1900年10月6日，在深圳的三洲田打响了反清起义的第一枪。这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前的一次武装起义，为以后的多次起义和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了经验。
日前，笔者在参加《盐田区志》和《龙岗区志》复审工作时发现，两部志稿与1997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宝安县志》对三洲田起义的记载互有出入。主要是：孙中山是否亲临指挥起义？为什么在盐田区的三洲田村和坪山新区的马峦村都有三洲田庚子首义的旧址，起义发生在三洲田还是马峦头？起义经历了多长时间？ 为解开这些疑惑，笔者查对了《孙中山选集》第五卷、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中“惠州事件”、张友仁《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查访录》[1]、彭全民《孙中山三洲田庚子革命》和《深圳全纪录》中“三洲田起义”、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军实”、朱生灿《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的经过及其影响》和蔡惠尧《三洲田起义五题》[2]等著作文献，并到三洲田村和马峦村实地采风，问题有所清晰。
孙中山有没有亲临指挥三洲田起义？
在辛亥革命成功前11年的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孙中山领导了深圳三洲田起义，打响了20世纪反清的第一枪。
这一枪，史称“惠州起义”，“三洲田起义”，《辞海》[3]条目中为“惠州三洲田起义”； 因为该年是庚子年，又称“庚子首义”。三洲田一带历史上曾属惠州府，1950年4月重归宝安县管辖。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复成立盐田区，至此，三洲田隶属深圳市盐田区。因而现在一般叫作深圳三洲田起义。
过去一些文章和书籍都说到孙中山亲临三洲田，如何博儒的《三洲田首义》、彭全民的《孙中山三洲田庚子革命》、未公开出版的《宝安县志》（1960年8月编写）和1997年正式出版的《宝安县志》均载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孙中山以访友为名，与廖毓坤、廖庆发、郑士良一起来到三洲田义合小铺，共议三合会事，并决定在三洲田组织起义，旨在推翻清朝。”
但是，深圳市博物馆副研究员蔡惠尧撰文指出“孙进入三洲田并不可能。首先，清朝对孙中山行踪甚为注意，为安全计，他不可能进入三洲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朝已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踪迹密切关注。1898年戊戌政变后，清廷将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视为一流，亟欲除之而后快，派李鸿章幕僚刘学询潜赴日本，以考察学务为名，伺机除去孙、康等人，后刘察觉不易下手，遂挑拨康、孙关系。港英政府也应清廷之请，下达了五年内禁止孙中山入港的命令，这无疑是切断了孙中山进入三洲田的捷径。其次，孙中山流亡日本后，日本政府即派密探随行跟踪，他在日本的活动、出入境时间等详情均被录入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地的日本领事也会随时将孙的行踪汇报给外务省。孙中山学研究史上有权威地位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的1900年条，没有发现孙中山曾经进入三洲田的文字。笔者就此问题向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李吉奎教授讨教，李教授于2000年4月27日回函谓：‘从1899年秋兴汉会成立开始，孙中山即有意发动国内起义，至1900年6月，孙中山南行，他始终住在日本。……史料记载明白，并无孙中山亲自进入惠州之事。’最后，根据一些三洲田老人的回忆，孙中山没进入三洲田。”[4]宫崎著作里都说到“虽曾计划冒险潜入大陆，直入三洲田山寨，因香港总督突然下令，警察防备甚严，我和吞宇又被放逐，终未能实现。事既至此，孙先生唯有令同志固守三洲田山寨，以待后命，而自己则不得不和我们同船回转日本。”孙中山选集也自述：“予乃与外国军官数人绕道至香港，希图从此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监视，不得登岸。逐致原定计划不得施行。”
综上所述，孙中山未能潜入三洲田山寨亲自指挥起义，但他从始至终都进行了艰苦的策划、领导和组织工作。
1895年重阳节孙中山广州起义前因泄密失败后，避居日本，继续奔走革命。1998年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引起新安、东莞人民爆发抗英扩界斗争。孙中山见时机有利，于1899年10月11日，召集兴中会、哥老会及三合会首领十余人在香港成立了兴汉会，会上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该会以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之纲领为总会纲领。
“时予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予以为时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5]
此间，孙中山先后两次在香港主持研究起义方略。1900年6月17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和杨衢云及日本志士平山周、福本诚、远藤隆夫、原口闻一等十余人乘轮船从横滨至香港，港英当局阻挠，不准登岸，被迫在轮船旁一木船内召开香港的兴中会会员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邓萌南、史坚如、李纪堂及宫崎、平山等参加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以新安县(今深圳)、归善县(今惠州)的绿林、三合会党为主力，借用菲律宾独立军卸在台湾的军火，在三洲田山寨起义，目标是夺取广州，但发动地点为广州与惠州并举，广州为正军，惠州为旁军。成功后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布置停当，孙中山偕英人摩根乘原船经西贡赴新加坡，营救日本义士宫崎寅藏。[6]
一个月后的7月17日（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孙中山乘佐渡丸再度返回香港，拟潜入内地亲自发动起义。谁料香港政府又派水警轮监视，登不了岸。孙中山紧急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定由郑士良(惠州淡水人)率会党领袖黄福、黄耀庭、江恭喜(三人均新安人)等集结三洲田，准备武装起义；史坚如、邓萌南负责广州起事和暗杀活动，策应惠州起义；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留在香港总部负责接济饷械等任务；命毕永年赴长江流域联合哥老会党。派日本人远藤隆夫为参谋，平山、福本襄理民政；自己则准备赴台湾筹措饷械。9月28日到达台湾基隆，招募了第一批军人，筹划连人带饷械运往香港，寻找时机再潜入内地指挥。[7]
会后，郑士良肩负孙中山委托的军事指挥权重任，马上和黄远香抵达三洲田，并通过邓子瑜同乡，联络潮州、惠州、博罗、河源、嘉应各属会党和绿林首领，集合于三洲田，待机起义。
起义选址三洲田和马峦头一带的缘由
三洲田古称“三丘田”，但并非一马平川的盆地，而是地处南海边的深圳梧桐山脉盐田坳至梅沙尖中段山涧盘地，四周层峦叠嶂，山势险峻，群山林密，便于隐蔽；陆海两路经坪山和沙头角，可通香港、深圳、广州、汕头、厦门。
三洲田和马峦头隔山相望，实属“山高皇帝远”，清廷管不着的地方；但它又紧挨香港，交通信息灵通，宜直接接受兴中会香港总部指令。三洲田村一带居住着廖、钟、林、陈等7姓，乡民有喜爱武术，自幼习拳的传统。该村廖庆发、廖仁玉等三合会党人，在三洲田开设了一间“义合小铺”的杂货铺和两间拳馆作掩护，聚集着方圆百里一批热血青年，舞刀弄枪“自卫防贼”。
时值清朝末年，三合会在珠江三角洲流域演变为庞大的社会势力，惠州、新安、东莞则最盛。新安一带的三合会有明显反清复明的宗旨，特别是1898年龙华钟水养起义失败后，三合会众分散在新安的龙华、观澜、石岩等地继续反清活动。
其时，三洲田黄叔婆和廖仁玉母子在香港开了一间中药铺，与孙中山、郑士良稔熟，又经介绍，孙、郑结识三洲田村的廖毓坤、廖庆发(碧岭村)等人，孙中山从中确认三洲田是联络和发动起义的理想之地。
郑士良和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学堂一起念书，他非常敬佩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与孙志同道合；筹划1895年广州起义时，他负责联络香港、新安等地会党。广州起义失败后，郑继续与惠州、新安的三合会保持密切往来。1900年春，郑士良和黄远香多次来往三洲田村与廖庆发、廖毓坤联系。“我见到两个很生疏的青年人来到大围开店仔，后来才知道一个面庞方中带圆、双眉粗直的是郑士良，一个面黑而带麻斑的是黄远香，花名叫做黄大福。他们借开小店为名，暗地里搞革命活动。” [8]
根据孙中山在香港两次会议商定的起义方略，以新安县的黄耀庭、黄阁官、江恭喜率领的会党为主力部队；又从南洋招回黄福，专责召集惠州、东莞及嘉应州等处会党。起义指挥分工司令为郑士良，总兵大元帅黄福(又名黄远香、花名盲福，深圳龙华早禾坑人，惠州三合会首领)，何祥任二元帅，黄耀庭(深圳下沙人，原名黄恭喜，孙中山为其改名“耀庭”，以推翻清朝，光耀门庭之意；广州洪门首领，武功了得。)、江恭喜(新安人，花名盲喜)、何崇飚等任左中右路统兵司令，日本人山田良政、福田、刘运荣为军师，廖庆发、陈怡为先锋官，唐梦尧为书记，廖萼楼为军医。近藤五郎（有说远藤隆夫，均日本人）、何松为参谋，福本诚、平山周（日本人）为正、副民政总裁，以及武馆师傅廖毓坤、廖官秀、廖金姐、廖三、廖云秀、廖观娇、方官寿等义士为骨干，集结了三合会、绿林会党为中坚力量，联络周边盐田、下冲、碧岭、坪山、葵冲等地群众招募兵员，筹集枪枝，乘义和团在北方蓬勃发展，清政府无暇南顾之机，拟定农历庚子年闰八月中秋前后在三洲田村祭旗举事，以进行推翻腐败清朝为目的革命大业。[9]
正当举事紧锣密鼓进行时，孙中山第二次从香港登陆计划受阻，被迫同船转去台湾。此时600名壮士已经聚齐，洋枪300支，子弹每枪30发。武器弹药虽不够，但已暗中联络向清军某营头目重金购买。三洲田和碧岭村都是廖姓，约80来户，三四百人。几个月来，村里陡增数百义军，粮草虽备仍不足，以至不得不分散到附近各村，寄食于同志家中，只留下80人镇守山寨。队伍分散，郑士良担心走漏消息，为保密起见，对一些入山砍柴的乡民，只准入内，不准外出，因而谣言大起，盛传山寨有数万人谋反。[10]
农历闰八月上旬，两广总督德寿收到风声，派水师提督何长清率虎门防军四千人，于10月3日（八月初十）移师深圳；又令提督邓万林率惠州防军进驻淡水、镇隆。以图水陆两路封锁三洲田。但是清军听信传言，认为起义军人数众多，不敢冒进。郑士良以战机日趋紧迫，专程赴香港致电孙中山。孙中山复令道：“如机密已泄，应暂行解散以避敌锋。”起义军深知敌情，举事已箭在弦上，更不愿遽离山寨，再度请示孙中山：若能于接应枪械弹药，起义可获成功。孙中山这时在台湾已和儿玉源太郎商妥接济事，遂复电命令即行起义，起义后速赴厦门当有接济。
但是，孙中山的复电没到，而何长清已将先头部队200多人移驻沙湾，将从横岗进攻三洲田。起义军得到情报，决定先发制人。原定在三洲田廖氏祠堂祭旗，因廖姓耆绅反对，遂转至邻村马峦头兴中会会员罗生大屋中[11]， 与驻扎在三洲田的80名义军同时祭旗起义。[12]
原来起义遗址分别为三洲田和马峦村，一是三洲田长老恐被诛灭九族，二是起义将领中有碧岭、马峦山寨的人早已领兵驻扎于此的缘故。
三洲田起义究竟历时几天？
三洲田起义在《辞海》中载述：“起义军转战两旬……”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莫世祥撰文《三洲田起义的过程及意义》中说“三洲田起义在历经27天战事后，终告失败。”[13] 而《孙中山选集》、朱生灿《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的经过及其影响》等文章都记述“起义历时月余”，特别是《深圳全纪录》更明确载述：“1900年10月6日～11月7日，新安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洲田反清起义。”
农历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晚，秋月朗朗，金风习习。三洲田、马峦头村寨一时热闹非常。起义军全部用红布缠头、红带缠腰，身挂着大红绣球，裤腰插支小红旗，裤脚一边卷高、一边放低，既为暗号，又颇显神气，老百姓称之为“红头军”，而清军则怒骂“红头贼”。红头军接头暗号为客家方言：“屌过屎脗没有？”“屌过”。“把新娘带出来”，随即捋起衫袖，露出手臂上的三合会剌青标志，认可联络。
“马峦头的五间烂屋地就是起义祭旗的地方，人来人往十分紧张。月光照得如白昼，岭岗顶上竖起大红旗，闪亮着刀光剑影。”[14] 勇士们在打着“孙”、“郑”的旗帜下举行烧猪和滴鸡血祭旗仪式，唐梦尧以“众位兄弟，百打百胜，到来就位”的话先行揭礼，众人高呼： “剑起灭匈奴，同申九世仇，汉人连处立，即日复神州！”和“跟孙中山要跟到底！”等口号，宣告了起义。[15]
三洲田和马峦头两寨600多壮士整装待发，而郑士良滞留香港，群龙无首，义军众将推黄福代司令指挥。祭旗后即兵分两路下山进发，东路由廖庆发、林海山率领从金龟洞出禾岗，打新墟，直扑镇隆，威逼惠州；西路由黄福临时代司令率80壮士夜袭沙湾。清军不知虚实，一触即溃。起义军杀敌40人，生擒30人，缴枪40余支，弹药数箱，声威大振。次日清晨7时，义军前进兰花庙(于布吉草埔村，已拆)，遇清军蔡茂青所带四五十人及深圳的援军，激战9个小时，毙敌10多人，清兵见义军援兵300余人杀到，掉头溃退。红头军廖观娇、廖三共2人阵亡。
正当起义军集结大队乘胜进攻新安县城，以会合江恭喜、黄志的新安和虎门起义军。刚好郑士良将军从香港带回孙中山电令，停止往西，取道东北，直趋厦门。起义军于是来不及会师新安、虎门五、六千义军，失去联合进攻南头城县衙良机，便撤离沙湾往东。
次日，黄远香代理司令官交还郑士良指挥权。沙湾一战虽取小胜，但未挫清军主力，何长清将三千军队收缩于淡水一带，邓万林率兵千余，急至新圩、镇隆，而义军不过600人。7日傍晚义军到达龙岗，与当地三合会首领陈廷及所部1000人会合。8日清晨，义军在新圩附近的打禾岗迎战来自惠州的敌军，起义军士气高涨，没有枪械的手执长矛，喊声震天，奋勇杀敌，毙伤数十人，缴获60支来复枪、6匹马，俘虏15人。起义军随即兵分两路，一路于当晚攻占镇隆，直指惠州。另路义军大营则从新圩向东北方的平潭挺进，途中曾有土豪率三四百名村民扼守关口，阻挡义军前进。但义军从后侧发起攻击，夺取关口通道，当天顺利进取平潭。12至13日，义军大营驻扎在白芒花。郑士良令全军严明纪律，秋毫不犯，因此，沿路乡民箪食壶浆，慰劳义军；义军则用钱购买村民的供应品。红头军还向沿途教堂的外籍传教士宣布：“汝可自行检点，我侪断不加害尔等。”义军文明受百姓拥戴，战斗枪声一停，则爆竹声即起。乡中父老赞叹“实是仁义之师”，同志来投军者踊跃，起义军即增至5000人。10月8日至13日，三洲田义军各部活跃于惠州东南数十里内的村镇之间。
10月14日，博罗的梁慕光、江维善亦率义军响应，聚众千余人围攻博罗县城，并分兵扑向惠州府。惠州文武百官被此突然行动吓得慌了手脚，惠州知府沈传义募士勇200人极力守城。于是，两广总督德寿先后檄调提督马维骐、刘邦盛，总兵黄金福、郑润琦，都司吴祥达、莫善积等率所部前往援救。此时，义军大营在向三角湖转移过程中，与清军提督刘邦盛、副将莫善积率领的1500名清军遭遇。义军英勇反击，毙敌200人，将300敌人赶入水中，迫使余敌向20里外的惠州方向逃窜。是役，义军缴获500支枪、500箱弹药和30余匹马等，自己也有5人阵亡。义军生擒归善县(惠阳县)县丞兼清军管带杜凤梧，俘敌百人，一律剪去发辫，充作军中夫役。[16]
15日，三洲田义军在平潭、永湖、镇隆等地与清军展开激战。博罗会党首领梁慕光等人成功包围博罗城，惠州知府急令毁断博罗至惠州的浮桥，以免各地义军夹击惠州。然而，由于清军蜂拥而至，义军各部最终放弃进攻惠州，陆续向东开拔，移师平山（今惠东县）各村镇。16日，撤离永湖的义军遭遇淡水及惠州清军共5000人的截击。我义军人数与敌军大约相等，而洋枪仅有上千支，但士气极盛，大有吞灭清军之气概，战斗数小时，大败清军，缴获枪支五六百，子弹数万发，战马30余匹，俘敌数百人。清军提督邓万林中枪坠马，狼狈而逃。至此，义军10多天来是第三捷获胜。同日，义军大营从三角湖进抵白芒花，候选训导、士绅杨开第等率乡亲数百人加入起义军，带动三角湖至白芒花之间各村村民主动向义军提供给养。18日，义军进抵崩岗圩为垒，遭遇隔河清军七千余人的拦截。义军依托高地，与清军交战。入夜，又以小队袭敌。次日清晨起，双方再度激战数时，清军败退，义军因弹药将罄，不便追击，遂退至黄沙洋宿营。19日，义军大营进驻三多祝，清点编员，共约二万人，分驻白沙等村落。从当天到次日，义军还分别和从惠州、广州赶来的各路清军展开激战。
20日上午10时至下午2时，义军在离三多祝两三里外的地方与清军殊死决战。清军以炮火猛轰义军阵地，义军缺乏弹药，被迫于下午5时开始退却。清军随即于21日占领三多祝和黄沙洋。是役，清军伤亡惨重，义军也损失很大，军师刘运荣、右路统兵司令何崇飚等将领及部众五六百也英勇阵亡。与此同时，海丰会党数千人，河源、和平两县会党各千余人，曾分别进攻所在县城，以襄助大义。 [17]
就在起义军节节胜利之际，兴中会叛徒陈延威投降清朝，带引清朝代表到香港向革命党人诱降。杨衢云(福建人)竟背着孙中山私下与清方“议和”，准备罢兵，以换取清政府给予“府道副将”的官职，“赏洋若干万”的钱财，“准带军队伍千”的权力。这种投降行为，受到孙中山、陈少白的坚决谴责。同时，孙中山指示香港的陈少白提防杨衢云的“意外动作”。[18]
身困台湾的孙中山非常牵挂义军枪械供给，多次致电宫崎，令将前向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预商借用的枪枝弹药速送至惠州沿海接济。谁料菲律宾托买武器的日本人中村弥六是个骗子，所谓枪械全是一堆废铁。而影响最大的是这时日本内阁更换，新任首相伊藤禁止台湾总督武器出口，不许日本军官参与中国革命。因此，孙中山潜渡内地及武器接济的计划全成泡影。孙中山气极，乃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偕数人从香港经海丰到三多祝的义军大本营，传达命令：“情势突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恐徒劳。军中之事，由司令官自决行止。”山田后来在归途中迷路，为清兵所杀。
原先奉命到广州准备响应惠州起义的史坚如，本打算在8月武装占领广州，与惠州义军会合，但因军械到期未能运到，改期10月。不料三洲田起义提前，不久，又得悉起义军处境困难，而广州方面因准备不足，尚不能响应，不得已改用暗杀清朝高级官吏的手段，作为声援。10月28日晨，史坚如铤而走险，爆炸两广总督衙门。结果，爆炸成功，震坍督署后墙，总督德寿自床上抛出堕地未死。29日，史坚如在潜往码头时被捕，11月19日英勇就义，年仅19岁。
郑士良率三洲田义军连战月余，弹药已尽，且队伍庞大，指望有干部、军官、弹药的补充；忽得山田良政所持孙中山手令，“全军2万人慷慨激昂，呼声震野”，深为不能乘胜进军而惋惜。郑士良召开军事会议，经众将决议：厦门既不能成行，不如沿海岸撤退，渡海返回三洲田寨，设法从香港购买弹药，然后会合新安、虎门义军，再图攻陷广州。最后决定解散队伍，令各自归家，留下精锐千余人，分水陆两路退回三洲田。当起义军回到三洲田时，水师提督何长清已将军队移驻横岗。起义军计划袭击横岗，生擒何提督，终因粮食弹药不足，不得不于11月7日(农历九月十五日)解散队伍。郑士良、黄远香、黄耀廷等大批将士先后被迫逃亡香港和海外。不久，杨衢云、郑士良和毕永年分别在香港和罗浮山寺中被害或逝世。
随后，清军残酷围剿三洲田，村寨房屋顿成焦土，许多义军、家属和无辜村民惨遭杀戮。廖萼楼、唐梦尧、何松、廖金姐等8人当场遇害；廖凤、廖德富、廖纪秀等5人被捕至横岗，受尽酷刑，后被众人担保释放，但由于伤势过重，均不幸身亡。足有一段时间，三洲田村民被禁住、禁耕而逃亡他乡。全村40多烈士遗骨被后人匿葬于黄豆窝，2005年此义冢才被有关文物考古人员发现，重葬。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孙中山特派副官到三洲田抚恤牺牲的义军家属，每人发200元白银慰问金，重建三洲田村，另拨3000元白银给三洲田兴建校舍，以作纪念。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孙科亲笔题写 “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匾额；又为马峦村学校题写“华强学校”，学校至今仍保存下来。1933年12月12日广东省国民政府批准建立“三洲田庚子革命纪念亭”。
三洲田庚子起义历时32天，以失败告终。
但这一起义，史无前例地在中国大地上打响创立共和政体的近代民主革命战争，具有破天荒的历史意义和率先垂范的重大影响。三洲田起义虽然只短短的一个月，但成为孙中山及其政党领导的近代中国民主革命首次战争的重要实践。
于是，孙中山向世人疾呼：经此一役，“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19]
(作者：廖虹雷，深圳市本土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
[1]1962年广东省政协文史委编
[2]深圳市政协《深圳文史》第四辑，海天出版社，2001年
[3]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3653页
[4]《三洲田起义五题》刊深圳市政协《深圳文史》第四期 海天出版社出版
[5]《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深圳全纪录》海天出版社 2000年版；刘中国、汪开国《深港六百年》之“庚子首义”，花城出版社。
[7]惠城区政协编《惠州文史资料》第一辑 朱生灿《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的经过及其影响》
[8]广东省政协文史载三洲田人廖毓秀，在1961年5月接受省政协何博、秦咢生赴三洲田起义查访时回忆说。
[9]据清朝两广总督德寿的奏折中上奏：三洲田红头军贼起事是闰八月十三（1900年10月6日）)
[10]宫崎滔天著《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
[11]见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五集“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军实”记载
[12]三洲田81岁老人廖添财说父辈告诉的。
[13]刊2001年10月14日《深圳特区报》
[14]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刊张友仁《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查访录》1962年2月
[15]彭全民《孙中山三洲田庚子革命》
[16]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之“惠州事件”。
[17]莫世祥《三洲田起义的过程及意义》
[18]朱生灿《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的经过及其影响》
[19]《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